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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一个成熟的乐团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咱们处于初级阶段。。路还很长。。以下为原文： ========================================================================== 十年矢志不渝，只为心灵交响——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的十年历程一原本，我们并没有交响乐团，正如很多美好的事物我们原先都不曾拥有一样。也许在陕北公学时代，或者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曾经拥有过乐队，从一些老教师的描述和一些不多见的资料中似乎可以捕捉到一些踪迹。1995年，刚入学不久的我，也曾经得到团委老师的特许，进入了学生活动中心二层一个陈旧的乐器服装库，在那里也曾发现过一些破旧不堪的乐器，包括几把破旧的小提琴、两把大提琴和一把低音提琴，好像还有为数不多的长笛、黑管、小号和圆号，当然也有很多民族乐器。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最终证明我们曾经拥有过交响乐团。事实也的确如此，后来无数的考证表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确有过乐队，但那时的乐队，多是中西混合的，参差不齐的乐手和并未连续发展的经历，使得其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团，因此，似乎也不能算作是今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的前身。 1995年的晚秋，学校团委立志在校园文化发展上作进一步的努力，决定学习当时北大、清华的经验，开始尝试招收艺术特长生。于是，1996年，第一批中国人民大学的艺术特长生共16人进入了人大的校园。这16名同学，以舞蹈、声乐为主，而西洋乐器方面，除了钢琴和手风琴以外，仅有小提琴一名。客观而言，学校团委当时还并没有形成要系统组建西洋管弦乐队的想法，只是希望适当地招入一些器乐特长生用于丰富一下校园的文化舞台类别。可想而知，这名仅有的小提琴特长生，目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胡一峰同学，在她大一的那一年，则只能多是以独奏的身份出现在各种演出中了。其后不多久，艺术团又来了一名拉小提琴的普招生凌筱峤同学，便又有了小提琴二重奏加钢琴伴奏这样的演出形式，至今难忘那时候经常上演的曲目是《春天》和《公社春光好》。由于没有成型的组织，这两名小提琴演奏员归属学生艺术团器乐团。独奏和二重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校园文化发展的需要。1996年的时候，当时成立仅一年的学生艺术团器乐团民乐队虽然也只有不到20人的人员编制，但因其相对合理的声部结构，已经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乐队。这支乐队有自己的专场音乐会，有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的曲目积累，最关键的是，当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她所呈现出来的终究是一个相对规范的乐队的模样，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民大学校园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代表。与此同时，器乐团键盘乐队虽然仅有6人，但也能以丰富的重奏、合奏形式展现出节目的多样性，也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团队。然而，同样归属于艺术团器乐团的这两名小提琴演奏员，却终究不是一个成型的团体，只能在综合演出中以独奏和二重奏的演出形式出现。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担任器乐团团长的我，在和团委文体部张冬林老师的工作交流中，逐步萌生了逐步建立一支西洋室内乐队的想法。对比民乐队和键盘乐队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如果拥有一支西洋室内乐队，便可以排练出更多的作品，甚至于办出像样的音乐会，这终究比仅仅是独奏和二重奏的形式要丰富得多。二有了想法，便有了开始。经过与团委主管书记探讨之后，97年初，在招收第二届艺术特长生的时候，便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的第一步，是希望通过97年的招生，建立一个规模虽然不大，但结构要相对完整的西洋室内乐队。 97年的夏天，这个想法初步如愿以偿。5名小提琴、1名中提琴和2名大提琴招入了学校，尽管中提琴不足，低音提琴也没有，但并没有影响到室内乐队的建立。结合96级的两名小提琴演奏员以及97级又到来的一名小提琴普招生，我们已经拥有了建立室内乐队的基础。后来，经过一番工作，让一名拉小提琴同学改学了中提琴，又从北大借来了一名拉低音提琴的同学，于是这支室内乐队便成型了，这支乐队当时归属于学生艺术团器乐团，由胡一峰担任首任室内乐队队长。让我们记住这支室内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他们是：胡一峰、周宁、赵启越、凌筱峤、夏颖、马燕南、曹玥、路阳、袁晓通、赖熹、马伶娟，此外还有那名从北大借来的拉低音提琴的同学，只是他的姓名实在无从想起了。室内乐队的成立，除了演奏员人员的确立以外，当务之急还需要有一位专业的指导老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名指挥的加盟。学校团委的张冬林老师为此联系了中央音乐学院团委老师的老师，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推荐下，当时在指挥系跟随徐新老师攻读指挥硕士研究生的张志荣老师应邀担任室内乐队的首任指挥。于是，作为一支乐队的排练便在1997年的暑期开始了。 1997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礼堂，学生艺术团器乐团举办了一场器乐专场音乐会，室内乐队首次登台演出，演奏了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嬉游曲》和亨德尔的《帕萨卡丽亚》，演出得到了到场师生的高度好评，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个校园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室内乐队，对于台上的演奏员和台下的观众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豪。这次演出，宣告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器乐团室内乐队正式以一支正规乐队的身份出现在校园文化的舞台上。这支乐队，也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的前身和发源，乐团的十周年团庆更是源自于此。三 1998年上半年，因业务的不断发展，学生艺术团器乐团所属的三支队伍——民乐队、键盘乐队和室内乐队独立为学生艺术团的直属分团，即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民族乐团、键盘乐团和室内乐团，原有的学生艺术团器乐团裁撤，我担任学生艺术团总团团长，不再兼任学生艺术团器乐团团长。实际上，学生艺术团器乐团原本就是一个过渡的分团，1995年学生艺术团民族乐团成立，1996年为了方便对新招来的手风琴、钢琴和小提琴类艺术特长生的管理，决定在学生艺术团民族乐团的基础上成立学生艺术团器乐团，而在器乐团下分别设立民乐队、键盘乐组和弦乐组，将包括民乐、键盘乐和弦乐在内的所有从事器乐演奏的人员归属到一个团下。1997年，器乐团下设的三支队伍又分别更名为器乐团民乐队、器乐团键盘乐队和器乐团室内乐队。至1998年，键盘乐队和室内乐队不断发展壮大，已无将三支队伍再放在一起并统一于器乐团的必要，所以，当年上半年，学生艺术团做出将器乐团下设的三支队伍直接独立成为直属分团的决定。在学校团委老师的信任和委派下，当时担任学生艺术团团长的我，负责和各分团长们一起负责统筹学生艺术团各分团的建设规划和管理事宜。起初，对于艺术团民族乐团、室内乐团和键盘乐团的发展，我们的思路还是相对保守，并不敢做出太大的规划和设想。记得那个时候，我经常和别人谈及自己对于艺术团的规划和想法，认为，除了传统的合唱、舞蹈和话剧三个分团在应有的水平和规模上继续发展以外，器乐部分，最终要建立一支大约二十多人的民族乐团和一支二十多人的室内乐团以及一支十人左右的键盘乐队。那时候的我，认为只要有这样的规模和编制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便可以成为一个实力强劲、形式丰富的学生业余文艺团体，在校园文化和对外宣传上在高校学生艺术团队的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近乎60－80编制的大型交响乐团，当时的我认为，按照学校的实际情况，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 98年间的两件事情，却最终促使了我的思想发生变化。98年三四月间，正当我为室内乐团的建立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一次去北京音乐厅观看演出，却给我原有的思想重重一击。那是一场为希望工程义演的交响音乐会，进入音乐厅后，我才发现舞台上那支编制完整，近乎70人规模的交响乐团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交响乐团。正式演奏之前，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先生还代表学校上台致辞，而在7排的嘉宾席中间，俨然坐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先生。当时的我，不知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我无法相信在一个非艺术院校里能够有这样一个规模和编制的学生交响乐团，或许那场音乐会演奏的一支曲目的名称——海顿《惊愕》交响乐，可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看到他们近乎完美的演奏，看到他们脸上流露出来的自信和自豪，我甚至觉得自己多少有些自卑的感觉。我不禁想，如果有一天，舞台上坐着的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交响乐团，上台致辞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而台下嘉宾席上也坐着国家领导人，那将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一件事情。于是，原先那种只是计划在中国人民大学仅仅建立一支二十多人室内乐队的想法，被立刻击破了，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计划是否合理。而另外一件事情，则是发生在98年的下半年。当时的我，不知是如何散步，竟然和宿舍的同学跑到人大附中去闲逛。在附中的宣传橱窗前，我不禁又被深深触动。那个时候，附中的橱窗中展出了人大附中交响乐团赴日本演出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我看见了附中那支建制齐全的交响乐团，而乐队上方的演出横幅上，赫然印着“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访日交流演出”十几个汉字。我不禁感慨万千，对我的同学说道，也许，在日本，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中国有一所大学叫做“中国人民大学”，却是在看到这个横幅和这所大学附属中学的乐团演出后，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所大学。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却令我们多少感到羞愧，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自己却没有交响乐团来宣传自己的学校呢？ 98年间的这两件事情，的确给了我巨大的触动，我深信，仅仅二十多人的室内乐团绝不能成为我们发展的止境，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学，如同国内外诸多知名大学一样，需要有一支编制齐全的学生交响乐团。这支乐团一方面要在同学中普及高雅艺术，普及交响乐，另一方面，要代表学校，为学校社会形象的树立做出自己的成绩。四于是，建立一支编制齐全的交响乐团便成了我们的目标。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建立编制齐全的交响乐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年一年的积累，一年一年的发展才能最终实现。针对当时的情况，我们认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尽管乐团规模大小不一，但一定要保证那个时期的乐团在编制结构上是合理的，这样才能使乐团得到平稳地发展，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能够做出自己的成绩。也就是说，坚决不能出现在某一年，乐团已经有了8把大提琴却没有1把低音提琴，或者说是有了3支长笛、3支黑管、2支双簧管但却没有1支巴松。根据这个认知，我们制定了三步走的方案，并将这个方案的思想落实到每年艺术特长生招生的计划中去。第一步，完善室内乐团，按照第一小提琴8、第二小提琴6、中提琴4、大提琴4、低音提琴1－2的原则建立一支完整的室内乐团；第二步，在第一步完成的基础上招收部分木管乐器、圆号和打击乐，使之成为一个大室内乐团，或者说是室内管弦乐团；第三步，在室内管弦乐团的基础上，增加各声部的人数编制，并开始招收小号、长号和大号等铜管乐器，使之最终发展成为一个70人左右的交响乐团。 1998年5月，胡一峰任期满，周宁担任室内乐团第二任团长。张志荣老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室内乐团指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海淀剧院观看了北京少年室内乐团的音乐会，那个时候，每观看一场音乐会，总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北京少年室内乐团的这场演出更是如此，我不禁感慨于蒋雄达老师对于业余乐团的投入精神。此后的某一天，在和周宁探讨室内乐团下一步发展计划时，我谈及到北京少年室内乐团的那场演出，并表示了对蒋雄达老师的钦佩。出乎意料的是，蒋雄达老师就是周宁的小提琴老师，他们之间非常熟悉，周宁表示，如果学校有意，他可以请蒋雄达老师来乐团担任指挥。于是一拍即合，在我们的推荐下，经学校同意，1998年暑期，蒋雄达老师正式来室内乐团担任指挥，开始了他对于这个乐团长达四年的经营。 98年8月，乐团又招入了一批新的成员，但重点仍然在扩充弦乐力量上，虽然已开始尝试招收的木管乐器，但数量不足，仅长笛、黑管、巴松各一支，并没有达到能与弦乐配合的数量，故在那一年木管乐器没有被用于乐队的训练。在这一年里，室内乐团仍然以弦乐合奏为主要的演奏形式，团员人数已经扩充到近二十人。蒋雄达老师对于室内乐的训练是严格科学的，乐队进步很快，选取的作品也都是室内乐的精品。1998年底，在蒋雄达老师的安排下，室内乐团在成功在学校新图书馆报告厅举办室内乐专场音乐会，这是室内乐团成立以来首次独立举办专场音乐会——“梦幻之夜”，徐新、韩中杰等音乐界的重量级专家也在蒋雄达老师的邀请下来观看，并给予很高的评价。1999年3月，在蒋雄达老师的联系下，乐团首次走出校门，在王府井国际艺苑酒店艺术沙龙举办了“春的奏鸣”专场音乐会，扩大了乐团在社会上的影响。而1999年3月，乐团首次参加北京市大学生艺术节，尽管在规模上无法与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的大型交响乐团相比，但乐团仍然取得二等奖的好成绩，这也是乐团首次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取得成绩。 99年8月，乐团终于如愿以偿地招入了一批木管乐器以及3支圆号，此时的乐团，已经不再是单纯弦乐的室内乐团，而发展成为一个近40人的、编制完整的室内管弦乐队。乐团可演奏的作品也立刻丰富起来，突破了长达两年仅能演奏弦乐合奏作品的限制。这一年里最值得记忆的事情，莫过于在周宁的联系下，乐团首次走出北京，赴三峡举办了专场演出，得到了当地观众的一致好评，为宣传学校做出了贡献。 2000年，乐团的人数已经达到60人，其规模和编制结构已经不再是一支室内管弦乐团，更不是室内乐团，而俨然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团。建立一支中国人民大学自己交响乐团的目标至此似乎已经不再遥远，当然，由于当年招生中存在的结构偏失，2000年的乐团尽管人数规模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某些声部，主要是中提琴、大提琴和小号上，仍然是明显不足的，小号甚至一个都没有。这一年的乐团，显然存在着结构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蒋雄达老师采用从北京少年室内乐团借人排练演出的方式，完成了当年的所有演出任务。这一年的年底，乐团首次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维也纳的气质”世界著名圆舞曲音乐会，这也是乐团第一次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管弦乐音乐会，也是在这次音乐会，乐团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管弦乐团”，结束了仅仅演奏室内乐的历史。五 2001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忆的一年，也是乐团从编制和规模上，乃至演出运作方式上得到突破性发展的一年。在那一年，在蒋雄达老师的联系策划下，学校团委与北京音乐厅签订合作协议，采取商业运作的票款分成模式，乐团在北京音乐厅先后举办了“春之声圆舞曲音乐会”、“夏之梦电影音乐作品音乐会”、“秋之韵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及“冬之恋莫扎特作品音乐会”，每场音乐会均有不同的主题，涉及到不同的主题和题材，观众上座率达到7至8成。其中，“秋之韵交响乐作品音乐会”还邀请了当时指挥界的泰斗——徐新老师执棒半场演出。经过这四场音乐会，又通过当时音乐厅杂志《今日艺术》及其他各类媒体的宣传，乐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倍增，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大学生管弦乐团。徐新老师及一批交响乐的专家认为，乐团当时的水准已经达到省级交响乐团的水准，对乐团的发展寄以希望。乐团编制建设方面，2001年的那一年，是乐团得以最终定型的一年。2000年时候乐队编制的缺失，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难。于是，刚刚接任张庆兰老师担任艺术教育中心主任的高祥阳老师以及从农业经济系调到艺术教育中心担任副主任的我（我毕业留校工作后先在农业经济系担任团总支书记一年多，这段时间里我离开了艺术团的管理岗位， 2000年11月份从农业经济系调入团委和艺术教育中心重新回到艺术团管理岗位上），决计在2001年彻底改变乐团编制缺失的局面。经过与招生办公室的协调和争取，那一年我们一下子给乐团招来了33名演奏员，这使得乐团一跃成为编制达到80余人、各声部编制配比合理的标准的交响乐团，尽管当时还没有使用“交响乐团”的名称，仍然称为“管弦乐团”，但二者实际上已无区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响乐团的梦想，已经在那一年的夏天得到了最终的实现。这个时候的民族乐团也达到了80人的编制，中国人民大学拥有了两支庞大的乐团，再加之已经发展成型的合唱团、舞蹈团、话剧团和键盘乐团，2001年那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上均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乐团发展到这一步，真的令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和激动。在这里，的确感谢蒋雄达老师对于乐团的投入和潜心经营。可以说，在与学校主管部门的通力合作下，蒋雄达老师已经将中国人民大学的室内乐团成功地升级成为一支交响乐团。在这个过程中，蒋老师倾注了心血，无论在乐团的业务训练上，还是在乐团的运营模式上，特别是在乐团社会化的建设上，蒋老师始终是有步骤地、科学地实践着他的想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论今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位负责任的指挥——蒋雄达老师。六然而，2002年上半年，乐团的发展势头却因为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缓慢了下来，经历了一个长达3年半的低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从蒋雄达老师离开乐团开始。正如前面所言，2001年8月开始，乐团已经成长为一支80人左右规模，编制齐全，结构合理的管弦乐团。此时的乐团，虽然距离她的建立并不遥远，但终究已经不是一个以弦乐为主的室内乐团了。蒋雄达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教育家，培育出众多的小提琴演奏家，包括乐团曾经的两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都曾在蒋老师的指导下，先后考取了美国的音乐学院。蒋老师在室内乐，尤其是弦乐合奏性质的室内乐训练上拥有着丰富的训练经验，但是，当乐队演变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管弦乐团，或者说是交响乐团的时候，蒋老师对于交响乐作品的驾驭能力则略显不足了，尤其是对于管乐的操控能力。毕竟，蒋老师不是指挥专业出身。因此，2001年8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乐队在大型作品的排演上开始受到局限，就乐队的演奏水准而言，弦乐部分仍然是非常出色优秀的，但管乐方面，则相对薄弱很多。乐队很多对热爱交响乐的团员，特别是很多管乐声部的演奏员，对于蒋老师的排练怨言渐增，这些团员希望能够请来一名通晓管乐和精通交响乐且是指挥专业出身的指挥来继续带领乐团前进。对于这部分团员的情绪，从客观而言，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团员也是希望乐团能够进一步发展，突破现有的瓶颈。这部分团员开始积极奔走活动，向高祥阳老师和我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我本人也非常认同这种观点，但碍于与蒋老师长达4年的合作，很是犹豫，如果这样做，不免有“过河拆桥”的意思。然而，正在犹豫之际，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一部分与我们有着良好关系的艺术家，也在各种场合表示出了对人大管弦乐团发展的意见，个别专家直截了当地称，人大学生艺术团各个分团的发展势头都很好，都有着校外优秀专家做业务指导，唯独管弦乐团不具备这样的优势，指挥的水平可能会阻碍团队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专家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对于此事的思考。经过反复的权衡和思考，我们最终得出一个方案，正式聘任蒋雄达老师乐团的艺术总监，但同时再聘请一名优秀的青年指挥担任蒋雄达老师的助理，以弥补蒋老师在大型乐团指挥上的不足。其实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权益之计，按照蒋老师的性格和脾气，断然不会接受这种安排。这个方案还没有正式向蒋老师提出的时候，已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为蒋老师所知。蒋老师并没有立刻与我们发生冲突，而是很冷静地完成了他在人大管弦乐团的最后一场演出——2002年4月在北京邮电大学演出的一场专场音乐会，然后就不再与我们联系，也不再回到乐团。只是在5月份的时候，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正式宣告了他的离去和些许想法。此时，情况已经不可逆转，蒋老师的离去已成为事实。蒋老师的离去，乐团近两个月不再有排练，团员的心情是复杂的，一部分老团员，特别是曾经是蒋老师学生的团员，包括当时的团长，从私人感情的角度都对蒋老师的离去表示不舍。而另外一部分热衷于推动交响乐发展的团员，则比较坚定地认为乐团新的发展时代即将到来而充满了憧憬。乐团的整体情绪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矛盾中。对于我们而言，情绪也是复杂的，但为了乐团的发展，却也不得不姑且认定这一事实。为了及时结束这种局面，在那部分相对激进的团员的推荐下，我们开始与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青年指挥张峥老师接触，并最终达成共识，2001年6月，正式聘请张峥老师为乐团的第三任指挥。张峥老师的到来，很快就给乐团带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张峥出生于音乐世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研究生学历，在交响乐指挥方面的确是一名优秀的青年才俊。他热情奔放但又严谨认真的指挥风范，很快征服了乐团的团员，团队的气氛很快从蒋老师离开的矛盾状况中解脱出来。就是在那一年的7月，也就是张峥老师来到乐团后的第二个月，经过暑假一周余的集中训练，乐团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唱片——《春之声》，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也就是从这张唱片开始，乐团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交响乐团”，同时，为了对外宣传，推动乐团社会化的建设，在对外的场合，则使用“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的名称。七此后的事情，本应该是乐团迎来第二个高速发展时期的，但却又因为其他的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没有如愿以偿。其后三年多的情况，似乎很难去理顺，更很难去说清楚究竟是为什么，乐团的发展却是非常不顺利，以至于矛盾重重，困顿重重。这段历史，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真的不愿意去回首，更不能把事情简单地归咎于自己或是归咎于谁，因为实在无从理清。当然，从负责任的角度而言，我的确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2年7月，也就是张峥老师到乐团担任指挥的第二个月，因为自己长期的一些不良工作习惯加之一件具体事情为导火索，我与上级发生激烈争执，争执的结果，是我不再具备管理学生艺术团全部事务的资格。为此，我决计离开这里，永远放弃学生艺术团，安静地去做一名研究生。于是整整两个月不再踏入办公室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朋友和上级都主动找我谈心，希望我能够冷静，在困境中给了我很多支持，最终，我还是回到办公室，但工作局面和个人状态都已经不再是以往那样。此时，根据上级的安排，学生艺术团改变过去由我一人负主要管理职责的局面，而是由6名老师分别管理6个分团，我只负责管理民族乐团以及每年一度的艺术冬令营组织事务。这个局面本来也不至于影响交响乐团的发展和建设，因为，根据新的安排，曾担任我的助手的陆嘉文分管交响乐团。陆嘉文当时已经正式留校工作，是交响乐团第三任团长，在交响乐团的团员中有着较高的威信，他完全能够承担起管理和带动交响乐团发展的重任。但是，遗憾的是，没过三个月，也就是2002年11月，陆嘉文突然宣布从学校辞职，着手准备去法国留学。陆嘉文离开后，虽然先后安排了三名老师分管交响乐团，但由于这些老师对交响乐团并不太熟悉，所以很难在乐团中树立威信并开展工作。于是，在这段时间，乐团几乎陷入了一个混乱的局面。指挥与学校方面缺乏有效的沟通，乐团也很难确定明确的目标和可持续的发展步骤，并引发出一系列的矛盾。团内方面，因缺乏稳定的上层指导环境，时任团长的刘静也只能有限地维持乐团的低调运转，无法推动乐团的进一步建设。结果，指挥与学校管理方之间、团长和团员之间、团员和团员之间都产生了无数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段时间里面，团队的气氛进入了低谷，很多团员对乐团失去了信心，也不再愿意积极主动地参与排练，以至于很多从事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演奏的团员，因实在无法接受乐团的矛盾环境，主动提出放弃交响乐团演而进入民族乐团担任演奏员。在这个时期，因为难以言明的心态和情况，交响乐团的团员与民族乐团的团员甚至发生了感情上的冲突，也因此引发出交响乐团的指挥和团员对于主管民族乐团工作的我的不满。2004年6月，因为各种矛盾，张峥老师也不得不离开乐团。 2004年8月，乐团第五任团长双华斌立志改变乐团发展的困惑，克服重重困难，请来了著名指挥家卞祖善老师及青年指挥家，解放军军乐团的张海峰老师担任乐团的首席指挥和常任指挥。于是，在这个整体的低谷期里，又迎接来了一个短暂的发展阶段，乐团在此期间开始恢复在校外的专场音乐会演出，包括精心策划的“纪念德奥夏克100逝世一百周年专场音乐会”等。然而，由于其他矛盾，特别是团内矛盾并不能因指挥的变更就能得以彻底解决，所以，乐团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这个低谷的发展期几乎一直延续到2005年下半年近乎年底的时候。回忆这段时间，我还是坚持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无论是指挥、学校主管部门还是团长、团员，实际上都不愿看到这样局面的发生，并且，所有的人都在为摆脱这一困境而努力，甚至很多人为此牺牲了很多。然而，矛盾局面既然已形成，且是如此之巨大，则必然不是在短时间里面能够解决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个时候，在这个错综复杂矛盾中的任何一方，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主动要制造矛盾和陷入矛盾的，他们都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改变现状，克服矛盾，都是我们值得尊敬和回忆的。乐团的这个发展低谷期，当然给乐团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却也引发了另外一个积极的成果。一些热爱音乐，热爱室内乐的团员，不愿太多地面对乐团的这种复杂的环境，于是这种负责的环境反而促成了他们的志同道合。03年，在中提琴演奏员房哲的号召下，他们自发成立了“哈莫尼亚（Harmonia）”室内乐组合，排演了大量的室内乐作品，几乎每学期都搞一场专场音乐会。后来，“哈莫尼亚”便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的代名词，在校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一些已经毕业的团员，在毕业之后还自募资金在校外的音乐厅继续举办“哈莫尼亚”室内乐音乐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音乐精神。八从2005年底，乐团终于从低谷中走出。正如矛盾的形成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一样，矛盾的解决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唯物一点讲，是因为矛盾发展的必然；唯心一点讲，好像是冥冥中自有的安排。但归根到底，是因为原有的矛盾本身就不是不可调和的，毕竟，矛盾的各方，本来就不是主动要制造矛盾的，大家其实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不断推进乐团发展，建设和谐团队环境的目标，只是因为客观环境和个人思路有异而已，既然是这样，问题当然能够得到最终解决。 2005年下半年，在经过长达三年多的低谷期后，一切又是那样地自然地向和谐过渡。很多遗憾和情绪已随着毕业生的离去而被带走了，对于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低谷期的毕业生而言，我们这些还留在这里的人以及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较低年级的团员，自然是有着深深的歉意。但这也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希望他们今后作为团友再回到团里的时候，看到团里现在较好的状态和氛围，能够些许挽回一些遗憾。当然，这个过渡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05年底的“聆听随想交响乐音乐会”到2006年上半年的“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音乐会”，乐团开始在一种不断和谐的氛围中发展，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遗憾的是，张海峰指挥因为自身事务过于繁忙，还是在2006年的年底，不得不离开了乐团。于是，2006年底，经过慎重思考和多方推荐，我们正式聘任著名指挥家邹小龙老师担任乐团的常任指挥，翻开了乐团发展的新篇章。从2006年底到今天，校内外的音乐会按照既有的计划和步骤有序地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的良好声誉在校内外再次得以传播，团内氛围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乐团似乎也不再为资金的短缺而苦恼，2007年，乐团甚至还第一次赴上海大剧院成功地举办了一场专场音乐会，而今天，乐团又要在时隔6年后，再度回到北京音乐厅，举办团庆十周年的音乐会。九回首乐团走过的十年，我们不禁感慨万千，相比艺术团的其他分团，交响乐团似乎承载了太多的不顺利。然而，不管情形如何，在这走过的十年里，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我们过去没有放弃，今后也永远不会放弃。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是中国人民大学自己的交响乐团，是我们十年矢志不渝努力建设的交响乐团。推动学校的校园文化的建设和素质教育的发展是乐团的首要任务和目标。在过去、今天和未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定期在校园内举办各类交响乐团和室内乐的音乐会，让学校的广大同学能够做到不出校园，不花一分钱就能够欣赏到交响乐和室内乐。我们要将这种延续了数百年的人类艺术结晶在校园文化中扎根，我们要用音乐去影响到我们周边的每一个人，使得他们在综合素质和文化视野上得以提高和扩展，我们甚至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潜移默化地改变同学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孩子，学校养育了我们，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为我们的母校而努力。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在校外举办各类音乐会，向社会各界展示母校在艺术素质教育上取得的优秀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了解母校，为树立母校的社会形象不遗余力。10年前我们不能让自己站立在音乐厅的舞台上为母校而演奏，今天和以后我们都能够做到。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还是一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乐团。我们不仅仅是学校的一个乐团，我们也是中国音乐界甚至全社会的一支乐团。我们有责任通过排演不同风格的交响乐作品和举办不同主题的音乐会，去弘扬高雅艺术，推动交响乐在社会上的普及，让更多的人了解交响乐，接受交响乐，喜爱交响乐。我们甚至要通过乐团社会化运作模式的探索，去推动和影响全社会非职业乐团的建设，因为社会音乐事业的发展，不仅仅依靠职业的交响乐团，更是需要有成百上千的向我们这样的非职业化的交响乐团。十年矢志不渝，只为心灵交响。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追求，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学校、为了社会而不断探索，不断奋斗。王建 2007年9月29日凌晨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

[转载]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交响乐团的十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