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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挥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我用了三天时间看完了这部欧洲电影大师的作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们在历史面前实在太渺小了。1972年，安东尼奥尼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拍摄一部纪录片，以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被迫妥协的情况之家，安东尼奥尼放弃了原先长达半年的拍摄计划，改成在短短的22天里匆匆赶拍。他被中国官员安排去拍一眼就知道是充满“形式”的内容：天安门、故宫、长城，林县的红旗渠，南京的长江大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人们整齐有序地做着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纺织厂的女工们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都自觉地在工厂的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语录，讨论当前的世界形式。安东尼奥尼阳奉阴违地带着枷锁跳起了舞，他通过及其有限的自由拍摄，完成了被贝鲁奇誉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他的镜头里看不到五颜六色、看不到车水马龙、看不到高楼大厦、也看不到莺歌燕舞；而看得到是满眼的绿军装和平底鞋、一辆辆满载的军用卡车、和那些活在精神里目光含混的人们。现在想来，当时的安东尼奥尼就好像走入了另一个星球，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好奇的，所以整部电影的感觉都不像是一部纪录片，更像一双游历者的双眼，东瞧瞧，西望望，时而和过往的人群目光对视，时而钻到某个角落去偷窥一番。和埃德加 ·斯诺笔下的中国支离破碎，内忧外患，共产党做为一个在野的政党，气宇宏阔自信，成为整个民族振兴的脊梁.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中国,已经大一统。成为主人的共产党人突然忸怩自卑起来。很多时候，旁白终是提醒我们，这一组镜头是躲在什么地方拍的。这一组镜头是不被允许的。影片开始于天安门，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中，镜头指向北京甚至是整个中国的政治象征——天安门广场。一个秀气的小姑娘在人群中等着拍照，看到摄像机对着自己，顿时感到紧张和局促。广场上树立着领袖的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当让还有毛泽东本人。广场的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包括它自己，它的诞生是为了群众的集会和游行，为了召集更多的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当镜头来到北京郊区的一所幼儿园，旁白这样说到：“每一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学校，工人们把他们的孩子留在那里，让他们从小就开始适应明天的集体生活。这些孩子是那样天真烂漫，让我们忘记了他们所唱的歌曲几乎都带有政治色彩。最著名的一首叫《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我于是开始思索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甚至是情感。当音乐、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时，是否就失去了他们本身的价值？如果这个问题给一个艺术家来回答，答案往往是肯定的。但是又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传唱在我们父辈口中的仍旧是那几首脍炙人口的“颂歌”和数得上的几段革命样板戏，他们对这些歌和那个年代倾注了太多的情感，而这种对信仰的情感是不会轻易被磨灭的。跟随着镜头，我们又来到了河南的农村。这里看上去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相对于红旗渠，我更震撼于村民们在镜头前感到的惊恐。这里曾经是古老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然而时过境迁，本该随着黄河流水一起前行的文明却定格了，人们过着和过去几乎没有区别的生活，仿佛它的昨天就是几千年前，唯一打破这样生活的就是红旗渠，村民们讨论农事时先要学习的 “语录”。巧合的是导演竟捕捉到了一个路边的自由市场，这在当时是绝对禁止的。但村民们却丝毫不因为一个个肩扛摄影机的外国人的出现而减弱交易物品的热情。也许这个镜头里的自由市场曾让河南的某些官员“不好受”，然而讽刺的是今天尚存的全国少数几个“人民公社”，有一个就在河南的农村。接着导演又讲述了苏州，安东尼奥尼这样评价：“苏州很容易让我门想到威尼斯。当年马克·波罗来到苏州，被这里的文明程度所惊讶。他说：这里有6000多座桥，几乎每座桥下都可以走船，我甚至想，把两艘船叠在一起一样可以通过 …… ”我也去过苏州，也曾被她秀丽的风姿所折服。于是我想，这样一个有着古老历史和伴随着各种美妙传说的地方，人们是如何开始接受一种泊来的主义成为他们政治生活的主体。电影《开国大典》里有这样一场戏，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家乡的农民，其中叫“九叔”的老农民见了主席要下跪行礼，主席掺起他来说：使不得啊九叔，我在家乡搞革命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规矩啊！“九叔”说：如今不是“那个”了吗？我以为“那个”二字，准确传神地描绘了中国人对于政治和阶级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无论任何主义或体制都要被杂糅进许多中国本土的政治体制。封建礼教也好，孔孟之道也罢，无免要将几千年的积累渲染于所谓的“主义”之上。如果忽略了在一套政治体制之下运作的人，那么任何理论都将成为空谈。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很容易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里和中国传统相同的部分，但这个学说里不同于中国传统或有悖于其的部分，我们如何能够在摸索中让更多的国人接受并赴之于实践，这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长期一个主题。也许，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身的兼容并包程度可以轻易地消化任何外来学说并改造成为适应我们自己生活的形式，甚至产生出新的形式，就像佛教。然后是长江大桥、上海的共产党诞生地。仿佛他的镜头里已是一个和那个古老国度毫不相关的全新的中国。但事实是我们的社会无法脱离千年的历史重新生长。当听到人们把“毛主席万岁”挂在嘴边，写在墙上，我开始更多思索是什么驱使我们去做类似的事情。也许当我们把对一种主义或思想的感激转化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便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喊出那两个字。我常常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最好不过一个有道的开国明君。然而这种比较本身就毫无意义，因为这种想法脱离了时代背景，因为世界上的人从未有今天如此近距离地认识彼此。于是再回到社会主义。任何理论任何思想都伴随着一定的时代背景产生，并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一定的发展。时间和实践往往都是对理论的苛刻检验，所以大众得闻的学说往往都是经过检验、相对成熟的。然而我以为相对成熟的度如何去衡量，这个理论或学说是否能进一步发展，往往在它达到相对成熟并付诸一定实践后就不是理论本身所决定的了。于是才有长征走中国自己的革命路线，于是才有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有中国30年的飞速发展。然而造成中国这些巨变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而是以这些理论作为建国方略的执政党，以及他发动的十亿多建设者。这些理论并不是初闻于世，它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都可以在中国古老的历史著作里找到身影。只是中国古代的理论是写在只给少数文化人看的圣贤书里，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程里找到了一条如何把理论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道路，这自不必说。但要真正消化这些看似迷人的道理，却绝非容易的事情。一代人、两代人恐怕无法做到，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不断学习和探索，与理论一起进步和发展。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社会主义就像大海，而我们所能探索的只是很小的一块水域。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将海洋航行彻底知晓的那一天。我们更加所关注的应当是那些航行在大海上的探索者，以及我们在这一系列的探索中的所得。至于社会主义本身，如果失去了“中国”二字，对我而言并不重要。

原创：一个欧洲大师眼里的社会主义中国——评安东尼奥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