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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现代化: 前世、今生与未来安娜堡（美国密西根大学）八十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来福建考察的时候，这位老社会学家在纳闷：福建在宋元时期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近150年来又是最先打开海禁的省份，也出了不少人才，本应在中国最繁荣的地方之列，可是，福建不但不繁荣，反而相当落后。他在《福建山海经浅识》一文中写道：福建原来是个边沿省份，和中原地区相比，也是个穷省。如果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把全国各省、区排个队，福建1980年站在二十一位，离尾巴不远. 又据说在解放前的1946年，福建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一，近于工业空白区。这是甚么原因? 不少人的答案是由于八山一水一分田，怪的是福建这部‘山海经’不好。虽然时过境迁，福建今日已远非二十年前的吴下阿蒙，但费孝通先生这几句话确实道出了与福建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两大地理特征：一是多山, 二是沿海。山是封闭的根源，它没有平原的开阔和魄力，而把人们变成井蛙。然海洋文化却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一旦遇上恰当的历史机遇，它就会焕发出夺目光彩。纵观福建近现代以来的历次现代化尝试的成败得失, 无不与福建的这两个地理特征相联。沿海的地利使福建得开放风气之先, 而山地的阻碍则严重制约了福建交通和经济发展, 使福建始终无法产生有全国影响力的工商业中心。福建经济发展的最大自然障碍就是多山。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形容闽地负山滨海, 平衍膏腴之壤甚少, 而崎岖硗确之地多。绵绵群山造成两个直接的结果: 首先是交通极为艰难, 道路崎岖, 地域封闭, 信息不灵. 福建自古便有蜀道难，闽道更比蜀道难的感叹。落后的交通千百年来一直是阻隔福建与中原联系以及福建内部交往的屏障。其次, 多山导致福建的河流都属于短小山地型, 不但航运价值不高, 而且下游没有大规模的冲积平原, 使得闽省的经济腹地狭小, 直接制约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而福建地理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傍海。福建海岸线漫长曲折, 全长三千多公里，尤其是有不少天然深水港湾, 这个特点与中国其它沿海省份相比也是很突出的。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山多平地少陆上交通阻隔造成的对外联系不便的缺陷, 就是省内沿海地区的联系也常靠海运。这使得福建从北宋起就有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从而在全国沿海地区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向台湾移民垦殖种粮种蔗, 是明末由海商出资才大规模进行的，闽台人民的血缘关系由此形成。台湾和东南亚成为当时福建过多劳动力的出路也由此形成。福建与东南亚的特殊联系也是以华侨和华裔人士为纽带的。对台湾和对华侨的这种特殊联系, 成为改革开放后福建的一个优势。百年曲折：福建现代化的尝试自从近代以来, 福建一共有三次可以在全国领先一步现代化的机遇。但至少在前两次，福建都没能很好的把握机会，将自己的先发优势转化为胜势。福建的第一次机遇是在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之后, 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用现在的话说, 在中国的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中, 福建居其二。但是, 开放通商的五个城市，以及其后更多被迫开放的口岸, 后来发展轨迹却大不相同。从古代对外通商的历史来看, 福建远胜上海, 海上商业的经验也不次于广东。 1843年上海开埠时不过是松江府下的一个小小县城, 可在短短数十年间, 竟后来居上, 独占鳌头，获得非凡的成功, 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广州虽然失去了鸦片战争前作为全国唯一外贸口岸的垄断地位, 但还保持了南中国重要口岸的地位.。而福州、厦门两港的发展却平平淡淡, 相形见绌。究其原因, 亏就亏在福建众多山脉地形阻隔，腹地局促窄小, 犹如封口的喇叭吹不响。虽有长期丰富的航海通商历史传统, 却不能在沿海众港口中脱颖而出。而上海的成功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其富庶雄厚的江南腹地经济和密如蛛网的河道四通八达的地利优势。福建的第二次机遇来自于洋务运动。在太平天国败亡后, 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 驻于福州。 (照理说, 以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赋总量而论, 闽不如浙，福州也没法和有天堂美誉的杭州相比。但清朝的闽浙总督府却设于福州，这大概是因为杭州离两江总督行辕南京太近, 出于地域平衡的考虑, 朝廷把闽浙总督府放在福州了。) 作为朝廷重臣和洋务派领袖之一, 左宗棠使福州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他和船政大臣沈葆桢创立的福州船政局, 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和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就连洋务派大佬, 左宗棠的竞争对手李鸿章也称赞其为开山之祖。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重要的洋务和海军人才，其中包括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从清末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的管带, 到民国初年的海军部长和总长, 几乎都是福建船政出身的，其中大多数还是福建籍的。与另外两间洋务派创办的著名企业相比, 福州船政局最初的规模和影响力都要大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 也比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早了二三十年。可是后来工业化的火种在福州却没能像上海和武汉三镇一样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当上海和武汉都成为全国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的时候, 福建工业化的尝试却随着沈葆桢和左宗棠的相继去世而人亡政息, 就连福州船政局这个火种也没能生存下去。自1890年后,各海关原奉旨应解缴的款项一再拖欠，造成船政局资金周转不灵。而沈葆桢以后清廷派任的船政大臣又都是些守旧昏庸之辈,不学无术还要贪污舞弊,造成厂內管理不善,业务不振, 终于在1907年被清廷下令停办。从此造船重心移到了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此次福建工业化尝试的失败固然有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原因, 但更为深刻的原因是福建地理的封闭和交通的制约使其既不具备上海海纳百川的气势, 也没有武汉九省通衢的便利, 无法形成资本、物流和人流的集聚效应，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恰是工业化的关键所在。自福州船政局关门之后的七十年间, 福建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起伏伏中一直默默无闻, 乏善可陈。 1949年以后, 福建作为对台前线, 更不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投资地区。从1956年到1978年, 福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从1.56%下降到1.26%。1978年, 福建经济总量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仅名列第23位,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竟然落后于西北五省区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中的任何一个。

福建的现代化:前世、今生与未来(一)-------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