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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ptizen 4]谁说我不在乎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评价历史事件的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只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毛概老师下课前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我们课间的讨论。听到这些话，我一阵心痛。这不是我第一次得到相关的批评，我曾经遭受过远比这激烈的职责甚至辱骂，但直到今天，我还是做不到心平气和地接受它。是的，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我甚至有胆量说，我比大多数的网上的反*日小将、大多数的《环球时报》读者、大多数的义和团民（我和毛概老师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都爱国。我曾经对我的一位小朋友说过：我对我自己现在的生活特别满意和知足，我现在生活的紧张感来自于我心里对别人的生活的负担。我说的“别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素不相识的人，包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也无需掩饰，我对自己的同胞怀有更重的负担——只因为上帝造我是中国人，他给了我爱中国的心——我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曾经我是不会爱的——我不说爱我的祖国，我说爱我的女孩。我是这么的在意她，我希望能给她我所有的一切，我希望把她变成最幸福的女孩……可是后来发现我错了，因为其实我并没有顾及她的感受和她的需要，我与其说是在意她，不如说是在意我自己。我以为自己是在不断地为她付出，可实际上这些东西并不是她所需要的，到头来只能让她不堪和害怕，我的热情唯一的功效就是灼伤了她。我甚至必须追问自己：你真的爱她吗？你的付出究竟是为了她的快乐幸福，还是为了发泄你表达爱意的冲动，从而实现某种心理的快感？我最终没有回答出这个问题。也许我确实是爱她的吧，只是不得要领。如果是这样，至少，我应该偷偷地爱她——如果我没有确信自己可以给她幸福，甚至相反，那么我就不应该把这一切的热情付诸行动。因为我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带来不幸，更何况是自己至爱的人。我想爱祖国也是一样的吧。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爱国者和国家的罪人，就像我曾经给我爱的女孩带来伤害一样——这是我可能给义和团的最客气的评价（这个评价已经假定团民一系列的蠢事都是出于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事实上未必如此。篇幅所限本文不会展开谈这个问题）。真的，如果仅从客观结果来说，团民们真的逃不脱中华民族的罪人的骂名。我的朋友生病了，我请来庸医给他看病，把他治死了——即使我的这个行为可以逃脱刑罚，我也仍然不会因为动机的纯良而受到众人的原谅，更不会因为动机的纯良就由罪人摇身一变成了英雄。愚蠢的行为不会因为一个（看似？）高尚的动机而不再愚蠢，出于头脑简单而实施的罪恶不会因为头脑的简单而不成其罪恶。如果说拆铁轨、拔电线杆子的盲目排外行为我还可以作为一场闹剧付之一笑的话，那么造成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的屠杀这样的事实我却只有头皮发麻的份——难道这就是这些团民们的爱国吗？爱国的人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吗？可是就是这样，我们身边却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为这些暴徒辩护，仿佛我可以只用一个上书“爱国”二字的美丽旗子，就可以覆盖我屠刀下的血，哪怕这些血本来属于我的同胞。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我爱她，所以我有权给她带来不幸？抢占道德制高点这一招真是太可怕了，我在网上领教过多少次。他们一手高举旗子使自己刀枪不入，一手猛扣帽子让对手身负骂名。余杰先生在《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收录于文集《压伤的芦苇》）一文中，如此评论19世纪末中国统治阶层内部“洋务派”和“清议派”的斗争：“清议派们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也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什么事情也不干、或者惹出漏子来让别人帮忙弥补，他们却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理直气壮。”如果说清议派的官僚们所做的是面对中国的病体讳疾忌医、拒绝治疗，那么义和团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无异于在中国原本就跳动微弱的心脏上捅了一刀。就在这样的时候，另一批人挺身而出，要为拯救这个垂危的国家尽最后的力量，虽然他们给出的药方各不一样，但是至少，他们是理性的爱国者，是负责任的医生。无论是主张保守治疗的李鸿章，还是主张动大手术的孙中山，抑或介于两者之间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用他们各自的方式为他们的祖国和她的人民争取利益、权利和自由，收拾昏庸的统治者和疯狂的暴民留下来的烂摊子，可是耐人寻味的是，这四个伟大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曾经被骂作卖国贼。诚然，我们不能要求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农民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作为一百多年后的知识分子，如果因此就抹煞他们犯下的暴行，甚至还要有意无意的以他们为榜样，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恐怖主义辩护，那就不再是无知愚昧了，乃是不负责任。一个爱国的人是不应该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的。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无非是我们并不需要义和团式的爱国，反对义和团式的爱国并不代表我不爱国，恰恰相反，正因为我是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我才要反对义和团式的“爱国”行径，而支持那些如李鸿章、孙中山般的真正能够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卖国者”。不仅仅是这样。我根本就不认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抑或“站在公义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是人类，拥有荣耀。我不相信掌管人类历史的力量是暴力的强弱，是达尔文、斯宾塞式的丛林法则——如果这样，我们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我相信超乎你我智慧之外的公义的力量掌管着历史的走向。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应该遵循这个力量以及由它而来的规则和秩序。否则，即使违背它可以带来一时的快感或者利益，也必然会遭到更长久的惩罚——没错，我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正是出于这样的信仰，大多数德国人没有把希特勒当作民族英雄，相反，希特勒是德国的罪人，正如他是全人类的罪人；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信仰，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真正的反思他们的历史问题，罪人才被当作失败的英雄，供在神社里接受敬拜。对于后者，中国人总是这样的不屑，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看看自己呢？如果我们仍然是丛林法则的信徒，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谴责一切作恶的人呢？正是出于这样的信仰，年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从安全的美国返回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投入了促使自己的国家输掉战争的事业，并且因此牺牲生命；正是出于这样的信仰，苏联的“两弹之父”萨哈罗夫上书最高统治者，要求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试验，并且为这个国家受迫害的人呼吁，不惜付出被流放和监视的代价；正是出于这样的信仰，特雷莎修女远离自己的祖国，来到遥远的印度为那里苦难中的人们奉献终身……他们的为之付出的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他们祖国的荣耀，而不是相反。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同意我这个观点：东史郎那样的悔罪者是他祖国的形象的挽回者而不是败坏者。那么换成我们自己和自己的祖国也应该是这样。很少有人会尊重一个有钱的贪官或是有势力的强盗。违背公义去追逐自身的利益，在损害别人之前首先损害的是自己。亲爱的，我不会为了给你买戒指而去当强盗，因为我爱你。我知道你也不会因为这个嫌弃我，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