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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BYR的事情。事情的经过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事主在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手机（小米）落在车上，下车后才发觉，打电话给自己手机，司机不接电话，然后通过公司电话打给调度台（估计有发票，要发票是个好习惯），查到司机电话，打给司机，打通，成功要回手机。但司机出具送回手机过程中的发票，作为路费（居然也搞双重收费，收完乘客再收失主），共计RMB187，要求事主承担。事主无奈承担下来。我开始本以为事主软弱，不敢拒绝。建议可以打电话给车队队长协商，同时以投诉交管局为要挟，要求司机归还所谓“路费”。但事主另有想法“不能这么干，他毕竟还我手机了，我要是投诉他了以后坐他车的人掉东西都要不回来了。他要一口咬定被后面乘客拿走了我也没得办法 ”也不无道理。我不甘心“那本来就是你的手机。还你手机不是敲诈的理由。后面怎么所有的费用还要收两遍？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 事主觉得“但是起码还是要鼓励司机还手机的行为，如果他想我还了（虽然故意绕了路）还被投诉了以后干嘛要还给客人，司机不是好人不过也不是坏人。” 不得不说，事主的担心非常现实，也很有远见，但我依然认为司机借换手机来“敲诈路费”的行为就是错误的，不应该姑息。因为事情很可能虽然避免了一种尴尬（换手机由于收费被投诉导致今后不还）却陷入另一种尴尬“可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而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乘客，拒绝付这次钱。不就成了他不懂事了吗？” 事主认为“差不多啦，在社会上混就得互相体谅嘛。这就跟拾金不昧交给失主该不该拿好处费一样，理论上我们应该鼓励捡到钱的人拿好处费，虽然他拿的方式好像不那么光彩。” 也就是说，事主看来，鼓励拾金不昧的行为，要比惩罚借机敲诈的行为来的重要得多。因为惩罚固然有效，但过于简单粗暴，虽然批评了一个人坏的一面，使其收敛，但同时也抹杀掉这个人好的一面，使其今后不再做好事。通过承担一个撒谎被揭穿但事实上很小的风险来避免去犯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错误，而可能获得更多的惩罚。与此类似是一个古代的故事：鲁国规定凡鲁人在国外见到本族人被卖当奴，可赎回国库报账。孔子学生赎一奴却不报账，人人夸其高尚。孔子不满，学生问：救而不报岂不更高尚？孔子骂：以后别人要是赎了奴去报账，就会被骂不高尚；不报账，做好事又成亏本的事。渐渐人们就会装着没看见奴隶，渐渐也就没人做好事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做才是对的？接受司机所谓“路费”来保障司机今后继续做好事？还是揭露司机这种借机“敲诈”行为，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以达到，告诫自己，警示他人的目的？假想，如果司机捡到手机后，将电池拆下，然后谎称没有看到，可能被后来乘客捡到而不归还。大多数情况下，失主是没有能力找回自己的手机的。这种情况下，司机通过出卖自己的道德，不当获取了利益（这并不是犯罪），（有可能）背上道德包袱，而乘客则损失了一部手机和其中的重要资料，心情很可能糟糕很多天。我们猜想一下司机的心理：司机认为我本可以不归还手机得到更多好处，但我归还了，理应得到一些好处来奖励，如果得不到奖励，反而被惩罚，那我今后都不归还手机，做费事不讨好的事情。从结果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乘客本身的利益，或者把司机和乘客的利益都加在一起，都不得不说，当事人的处理是更优的选择。而且通过交换自己现在的一部分利益（RMB187）来保障了司机的利益和今后其他乘客和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是很有远见，甚至是正确的做法。但从道德的角度上看，司机就是错的，他应该交换手机，不应该借机要钱。（不管是中国人的道德，还是外国人的道德，皆是如此）司机交还手机并不能使他要钱的行为变得合理。因此从道德上看，投诉司机，要回187元的所谓“路费”才是正确的做法。到底怎样做才是对呢？在今天的情况下，如果从道德角度出发，后果很可能是今后司机不再归还手机而自己偷偷留下，这样对乘客的损失岂不更大？而从结果的角度分析，即使损失187也要比损失一部手机划算的多。大多数人会支持从结果的角度出发，也就是支持甚至赞赏事主的做法。但如果我提醒你：从结果出发就是所谓“高薪养廉”的核心思想，你还会继续地支持这种想法吗？所谓高薪养廉”官员一位我本可以贪污（虽然有风险），拿到更多好处，但我没有，难道不该奖励吗？如果没有奖励，我不如当初贪污呢。“所以我们通过高薪，奖励官员不贪污，来抑制贪污。怎么样，是不是和刚才的司机的想法很像？？？从心理期待和逻辑上，是根本完全一样的。虽然在约束上一个是道德约束，一个是法律约束，但从哲学上可以看成是一样的，都看做是一种约束。你也支持”高薪养廉“的说法吗？你还依然支持”事主的做法“吗？我想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牺牲结果追求道德（法律）？什么时候牺牲道德，追求结果？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一定的制度下，不需要牺牲一个来就能实现另一个。比如想孔子的那个年代，做好事是有国家给奖励的。如果出租车拾金不昧由公司来奖励，比如有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廉洁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总需要改变前提，使整个事情变不那么有争议。如果在刚刚所描述的特定环境下呢？牺牲哪个，追求那个？我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服自己，也同时说服其他人。哲学就是这样，他把问题分析的越来越清楚，告诉我们不能怎样做，却拿不出一个解决方案。后记：之所以发到本版是因为谈天关了，有一些版虽然可发，但总担心版主由于人格缺陷会以各种理由判定无关话题。（这个罪名是不是可以跟劳教制度一起废了？），至少这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BYR的事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