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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楮琪宣武区以宣南文化而著称。宣南文化历史悠久，明清以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更是北京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宣南”，泛指今宣武门外至广安门内外一带，这里独特的文化生态便被称为“宣南文化”。这里是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老北京的源头之一。这里是与皇城文化鼎足而立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最集中的区域，琉璃厂、大栅栏、天桥，构成了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藏龙卧虎，星散于大街小巷之中的名人故居、会馆，可以让我们集中地凭吊近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群落。走近宣南，了解宣南文化，可以触摸到北京文化发展的丝丝脉络。首先，“宣南”正是有着三千年建城史的北京的源头之一。1995年10月，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广安门外一侧的滨河绿地建起了“蓟城纪念柱”，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亲自撰写的《北京建城记》镌刻在柱前的石碑上。侯先生认为，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蓟之中心在今宣武区。在《礼记》中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皇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大约在西周末年，燕国兼并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后来又称燕京，即源于此。古代中国分九州或十三州，北方为幽州，而幽州的治所即在蓟城。春秋战国时燕国的都城也在蓟城，如今在宣武区的档案馆就陈列着在宣南发现的战国陶井。历史学家认为，于1153年建成的金中都城，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的南北轴线就在今天的广安门以东，而广安门内大街正是当年繁华的商业区。北京城有多古老，宣南就有多古老。从唐代的寺院到近代的商业街，宣南现存的历史遗迹，可以帮助后人清晰地寻找文化更替的脉络。今天的法源寺便是唐代的悯忠寺，天宁寺塔则是辽代的建筑，先农坛是明代的遗存，名人故居与会馆多为清代以来的建筑，这些触目皆是的建筑本身便是北京文化的真实记录，最直接地记载着北京的变迁。其次，宣南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 。北京的历史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皇家文化、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而广义的“宣南文化”包容了这三个层次。以先农坛为代表的皇家祭祀文化、以琉璃厂为代表的京城士人文化、以湖广会馆为代表的会馆文化、以大栅栏地区老字号店铺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天桥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等，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浓缩了北京各个层次的文化。明清是北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当以皇城为中心的内城成为宫廷文化集中区时，处于外城的宣南日益成为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的展示地。曾居住于宣南的历史文化名人有700多人。自明永乐皇帝在北京建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也成为先进文化荟萃之地。当时全国各地的士人进京赶考，大多聚集在宣南一带。这里常年有成千上万的士人活动，为他们提供住宿方便的会馆因而蓬勃发展，后来又有了出于经营需要而修建的地区性的工商公馆和行业会馆。清代是宣南会馆的鼎盛时期，小小的区域竟林立了300多座会馆，一条窄窄的胡同往往坐落着十几座会馆。会馆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也为学术的交流、文化的复兴准备了条件。而清初的“满汉分居”、“旗民分治”使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城成为商业与服务业的中心，同时也成为流动人口的集散地。宣南的大栅栏和天桥遂成为老北京最繁华的娱乐、商业场所，以戏曲文化、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平民文化也应运而生。“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登内联升”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这些百年老店如今依然在大栅栏中迎送着川流不息的客人。走近大栅栏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市井文化博物馆，可以自如地接触到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近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莫不与宣南的会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住在蒲阳会馆，安徽会馆是由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发起建成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分别住在宣南的南海会馆、新会会馆和浏阳会馆，抒写了维新活动这一宣南最为悲壮的篇章。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会谈，曾五次莅临湖广会馆，改组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还有绍兴会馆，在这里鲁迅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而崇文区无疑是由崇文门而得名的。崇文门原为元大都的十一个城门之一(当时名文明门)，是南城三个门最东的一个。明朝改建北京城，将十一门改为九门；文明门的位置虽然未动，但改名为崇文门。清朝沿用此名，直到今天。崇文门在元代称文明门，俗称“哈德门“、“海岱门”。崇文门以瓮城左首镇海铁龟著名。此外崇文门税关之苛也使外阜客商望门生畏，”崇文铁龟“之明响遍京城。京城九门的名字在取名时也有一定的寓意。朝阳门指“迎宾日出”；阜成门指“物阜民安”；宣武门指“武烈宣扬”；安定门、德胜门指“文臣诩赞太平”、“武将疆场奏绩，得胜回朝”；东直门和西直门取“民兴教化，东至东海，西至西陲”的含意；正阳门居中，视为最高，取“圣立当中，日至中天，万民景仰”之意；崇文门取“文教宜尊”之意。北京人老爱说“见世面”。这个词源于崇文门。当时，进崇文门的人大多是进京赶考的“学生”，久而久之，有一些人就在崇文门外的大石头上刻上了《论语》等书的内容。同乡或同学见面时都得问一句“看到石面了吗？”后来，“石面”逐渐演变成“世面”，词义也逐渐引申为现在的意思了。京城九门中有八门启闭有时，这八门启闭时，典就响了。那时候有句俗语，叫做”城门响典不等人，出城进城要紧跟“。如果你走慢了，城门准时一关，无论进城出城都毫无办法。除非官方有事，命令开城门，不然任何人也不能通融。唯独崇文门通宵达旦的开着，可是行人不能随便通过，因此门为收税之关口，故通宵有官员、司仪首位，因此差于别门，不能用典启闭，有事则以钟鸣之，这才逐渐形成了这句俗语：”九门八典一口钟“。京城九门各有各的用处，崇文门是走酒车的。那时煮酒的烧锅多在南郊和通县一带，有南路烧酒和东路烧酒之称。明末以来，崇文门外是比较热闹的，大小商贩，车水马龙。护城河水清滢，河上架有桥梁，河中游有画舫，两岸种着树木花草。绿柳迎风，红花邀月，秀丽非常。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火神庙，正名火德真君庙。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为神木厂悟元观下院。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重修。清代旧历每月逢四(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庙会(1922年以后改用阳历逢四)。后来火神庙香火断绝，庙会遂演变为纯商业性的集市。但火神庙仍一直是花市集的中心。春节前后，南城是老北京最热闹、最有“年味儿”的地方。一进腊月门儿，直到二月二“龙抬头”，南城的庙会一个接着一个。“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各处会馆的戏园里，上演着财神会、文昌会的戏文；而首创烤鸭的“便宜坊”和名人雅士云集的“广和居”，早已高朋满座。崇文门外花儿市的“年味儿”却透着老北京的一种另类文化和民俗品位。明初的花儿市一带，处于北京城的东南郊，叫神木厂大街。那时，重修北京城的木料都囤积在这一带。到了嘉靖年修了外城。南城共划六坊，花儿市一带属崇北坊。该坊有铺户322家，仅次于前门附近的正东坊和正西坊，而且就集中在花儿市一带。清雍正年的花儿市是京城四大庙市之一(除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外，还有火神庙市，即后来的花儿市)。清中叶以后，花儿市的铺行骤增，尤以手工业日渐发达。花儿市最喜兴的手工艺品应该是花儿了。花儿市因花儿得名，所以老北京口语中的“花儿市”必有“儿”，不然就没了北京味儿。花儿市产的“京花儿”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拿过金奖。“京花儿”因制作逼真又叫“像生花儿”，是北京独有的手工艺品。花儿因材质分绢、纸两种。绢分绫、缎、绒，有头花、襟花、夹花等不同之用；纸分瓶插、盆栽、扎圈等多种形制。花儿市制花儿业兴盛时多达五六百家作坊(也有千家说)。“姑娘爱花儿，小子爱炮”是老北京的民俗。文献上说:“彼时旗、汉妇女戴花成为风俗，其中尤以梳旗头之妇女，最喜色彩鲜艳、花样新奇”的像生花儿。老舍先生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说，“我”降生在腊月二十三送灶过小年时，已经出了阁的大姐顾不得“快到年节，还没有新的绫绢花儿”，赶回娘家参加“我”的洗三典礼。您瞧，花儿市的花儿不但精品送进大宅门和皇宫，也是小门小户人家过年的必备年货。如今，崇文门的城门城墙早已拆除，护城河水改为暗沟流通。崇文门三角地新建起了明城墙遗址公园，沿着城墙墙址，地面上铺成宽阔清洁的柏油马路，车马行人，昼夜不息；马路两旁，高楼耸立，绣帘翠幕中住着万户人家。地下还有环城地铁和地铁五号线，四通八达，电掣风驰，每天吞吐着几十万人次。这里与七百年前的元大都时相比，那是天壤之别了。走在这里，感受着新北京时尚的气息，品味老北京的故事，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挥之不去的北京城南文化——纪念即将离我们而去的宣武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