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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宋代的江西作家群两宋时期，是赣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江西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江西文坛堪称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异彩纷呈，光华四溢。据有关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文坛，并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作家便有250 多人；一部《全宋词》，收入词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词人便有174 人，占12.46 ％，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位。在这些众多的江西作家中，更有不少是全国著名的文坛旗手和大师，如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洪迈、杨万里、姜夔、刘辰翁、文天祥等等。江西作家群的凸现，为两宋文坛构筑了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线。南宋绍兴十年（1140），黄次山在《重刻临川文集叙》中就曾说：“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李传道在为杨万里作的谥告中也曾慨叹：“……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清代李纮在（南园答问）中对宋代江西作家群也作了这样的描述：“宋兴百年，文章陋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原，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寓。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者也。若夫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旴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为宋代江西文学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是晏殊，他上承唐五代余风流韵，在词的创作上有很大的成就，被列为北宋词坛“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之首。而且，他作为“太平宰相”，身为台辅重臣，却能大力奖掖人才，尤其是对江西文士，这使得江西文人得以脱颖而出，也为江西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机遇。继晏殊之后，为江西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被誉为北宋文坛宗师的欧阳修，他不仅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而且在北宋政治集团中身居高位，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他更有条件为北宋文坛选拔和培养大批的优秀人才，而经他选拔和培养的人才中，就不乏江西作家，如曾巩、王安石、刘攽、刘敝等，都曾得到他的奖掖和称赞。可以说，宋代文坛中江西作家大量涌现，与欧阳修的作用密不可分。也正是由此开始，江西文坛空前繁荣，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曾巩、王安石是北宋散文大家，后人将他们与欧阳修一起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而王安石的诗歌在当时诗坛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曾、王之后，崛起于诗坛的黄庭坚，既是江西作家群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对宋代诗坛乃至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方法，吸引和影响了一大批诗人，人们将他奉为江西诗派领袖，在这个诗派中，江西诗人占了将近一半。宋室南迁之后，江西又出现别具一格的大诗人杨万里，他与尤袤、陆游、范成大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独特的诗风被人称为“诚斋体”。这时期还出现了精通音律，自创新调的格律派重要词人姜夔，其流韵所及，不仅影响南宋词人，而且一直影响到清代的浙西词派。到了南宋末年，江西还涌现了一批爱国作家，刘辰翁、谢枋得、文天祥、王炎午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像文天祥那闪耀着爱国主义精神光辉的诗篇，至今仍脍炙人口，其词作也与刘辰翁、罗志仁等人的爱国词作一样，构成了南宋末年词坛的主流和正宗，他们的作品多收入《名儒草堂诗余》中，后人称之为“凤林书院体”，清代厉鹗在《论词绝句》中说：“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总而言之，两宋时期是江西文学发展的巅峰时期，其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一时期作家众多，而且大家、名家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文坛是比较罕见的，如果我们借用欧阳修《送吴生南归》诗中的诗句“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来形容两宋江西作家群的凸现，那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二两宋时期，江西文坛作家众多，名家辈出，这无疑是江西作家群凸现的一个最重要最显著的标志和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加考察，那么便可发现，活跃于宋代文坛的江西作家群体还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在各种文学样式（除戏曲外）的创作中，江西作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为正宗的诗文创作，江西作家的成就无须多言，他们为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为历代所重视。江西作家对宋代词坛的贡献和作用也是巨大的，晏殊、欧阳修的前期小令，被人称为北宋词坛的报春花，而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更将晏、欧称为开宗立派的人物，他说：“宋初大臣之为词者……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其后，王安石领苏轼豪放词之先声，黄庭坚继踵其后，与苏门学士一道弘扬和扩张了豪放词的影响。南宋时期的姜夔，是格律词派和清空词派的代表词人，堪称词坛巨擘之一。而出现于南宋末年的凤林派词，真可谓宋词之压轴。于诗、词、文之外，江西作家在笔记、小说创作领域也极为活跃。乐史首先承传唐人传奇之业绩，创作了《广卓异记》、《诸仙记》、《商颜杂录》等，为宋人最早的传奇小说作品。乐史之后，笔记、小说创作发展很快，并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如欧阳修的《归田录》、孔平仲的《孔氏谈苑》、惠洪的《冷斋夜话》、朱弁的《曲洧旧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夷坚志》和《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等，真是形式多样，包罗宏富。第二，在江西作家群中，家族血缘关系的特点很突出。许多是一门父子兄弟并美竞秀，有的更是祖孙三代继踵相承，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作家网络。如临川的晏殊、晏几道父子，南丰的曾巩、曾布、曾肇、曾纡、曾纮、曾惇、曾协等祖孙三代，临川的王益、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雱等祖孙三代，修水的黄庶、黄大临、黄庭坚二代三黄，波阳的洪皓、洪适、洪遵、洪迈二代四洪，婺源的朱松、朱槔、朱熹二代三朱，金溪的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三兄弟，还有夫妻作家，如曾布和魏夫人；兄妹作家，如王安石和其妹长安君王文淑；父女作家，如王安石和其女蓬莱君，等等。三为什么宋代江西文学能够如此繁荣和迅猛发展？江西的作家能够以群体的方式凸现和崛起于文坛？究其原因，除了两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大背景外，同时还与江西的地域环境（含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有一个相对平稳安定的环境。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后，常常处于混乱动荡的状态，尤其是北方，成了战争和动乱的中心，这种变乱的局面延续了二百来年，直到北宋建立才基本结束。而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偏于江南的江西，却很少受到战火的侵袭，这不管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人文的兴盛，无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并有利于保存南方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再一次大规模地汇集了外来避难的士大夫家族，更有利于对中原文化的吸纳和融合。第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利于南方文化的发展。在五代以前，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基本上在北方。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江西的开发才得以加快，尤其是在南唐李璟父子的经营下，江西的经济和文化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学方面，由于李璟、李煜的苦心营造，江南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而这种风气对江西文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南唐时期，江西即涌现了一批诗人。在五代与北宋嬗代过程中，最先承袭南唐余风流韵的则有晏殊和欧阳修，他们都深受冯延巳的影响。而在宋代，北宋在外族的战火中消亡，宋室南迁，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南移，这对江南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江西文学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第三，北民南移，将北方先进文化带入南方。中原丧乱以来，北民第二次大规模南迁，而在这南迁的队伍中，有不少便是北方的士大夫家族，这些人的南移，直接推动了南方文化的发展。宋代江西作家中的佼佼者，其家族几乎都是在这期间由北方或东南各省辗转迁入的。所以有人认为，宋代江西作家的家族性特征较任何时期、任何地区都要突出，便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第四，农业发达，经济基础雄厚。五代时期以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赣抚平原、吉泰盆地上的农田，一望无际，号称江西的两大粮仓，江西的谷物为农业生产的重头，向朝廷献纳的粮食、茶叶等，长期居于全国的首位，仅以每年输送京师的漕米为例，据《梦溪笔谈》记载，只西路就有128.89万石，居全国第三，倘若加上东路三州一军所纳99.11 万石，便跃居全国之首位。除农业发达外，制茶业、制瓷业、铸钱业、畜牧业、药材业等等，也很繁盛。经济的发展，无疑为江西作家群的凸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五，交通便利。自唐中叶以后，江西对外交通较前更为便利，唐代张九龄修通大庾岭驿道，使长安、洛阳、开封得以经运河至扬州，过长江后，至杭州，沿富春江至常山，再至玉山，经上饶，沿信江而下，入鄱阳湖，溯赣江，至大庾，翻岭而南，至南雄，顺北江南下，直达广州出海。至宋代，江西水运更为发达，据史料记载，宋真宗天禧年间，吉、虔二州官营船场所造船数接近全国总额的一半。交通的便利便于江西文人和外界的交往，便于拓宽江西作家的视野，增进江西作家与全国文坛的信息沟通。第六，江西在宋代时学校、书院林立。江西是宋代兴学最早、学校数量最多的地区，一般府（州、军）、县均有官办的学校，而官私合办、官助私办和私办的书院、学馆，遍布城乡。像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象山书院、白鹭州书院等，都是闻名海内的著名书院。学校、书院的兴盛，有利于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文化、学术的交流，也更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这毫无疑问，也为江西作家群的凸现，创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第七，一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江西作家进入统治集团，而且是台辅重臣。北宋初期和中叶，江西就曾先后出现了三大宰辅：晏殊、欧阳修和王安石。这三人本身就是名望很高，成就很大的著名作家，他们身居高位，不仅为宋代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直接带动了江西文学的发展。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无疑为江西作家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以上种种，无可否认都是宋代江西作家崛起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如果不与江西作家的内在精神相结合，要形成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江西作家群体也不大可能。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些都是江西作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精神。但除此以外，在他们身上还突出地表现出这样两种令人敬佩的精神：其一，敢为天下先，敢于创新的精神。如欧阳修，他能在西昆派统治文坛的时候，高举反西昆倡古文的大旗，十分鲜明地提出文道并重，道先文后的理论主张，并以自己的诗文创作来实践自己的主张，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再如黄庭坚，他能在当时名家林立的文坛，另立门户，在诗歌创作理论和方法上，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帜，在强调“立意”的前提下，又特别主张在用事、造句、谋篇等方面狠下功夫，特别强调诗人的学术功底，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并不断变化出新，达到“点铁成金”的境界。他的这些主张和瘦硬的诗风，在诗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尊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又如南宋诗人杨万里，他能在“江西诗派”统治诗坛的时候，不为所囿，敢于突破，另辟蹊径，创造了风格独特的“诚斋体”，为当时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二，相互提携，相互尊重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首先应归功于晏殊，他身居高位，但却慧眼识才，欧阳修便是出其门下，而驰骋于北宋文坛。晏殊的这种风范此后几乎一直传承在江西籍的台辅重臣中，欧阳修便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其他五位作家都受到过他的褒奖和提拔。他如曾巩和王安石的交谊，曾几对杨万里的培养和奖掖，都体现了这种精神风貌。正是因为江西作家具备了上述精神，所以江西作家才能在两宋文坛长盛不衰，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才能创造出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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