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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日本史(15)清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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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清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第一节 中日贸易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日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
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
终在进行。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
公元1644年(正保4没)明朝灭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
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末予答应。
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
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
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
“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
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
”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
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注1]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
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
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
、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
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
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
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
舟山群岛,横断东海, 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
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公元1637年(宽永14年)起,规定中国商人
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公元1666年(宽文6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
这种街道称为“宿町”。公元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
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
随着贸易传入日本。
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僧很
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
。[注2]
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
)、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
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潭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
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祟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
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斌等,朱、陈二人给日
本文化的影响更大。
朱舜水(公元1600年—公元1682年),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
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翅等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
,攻长江下游诸城。公元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公元1659至公元1665年在长
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公元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
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
“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
时日本有一定影响。公元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说文恭
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注3]
陈元(上斌下贝)(公元1587年—公元1671年),浙江余抗人,元和7年(公元1621
年)随商船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层社会有
一定影响。宽文11年(公元1671不)卒于名古屋。陈元(上斌下贝)长于诗文,传授中
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瓷器,后人称“元(上斌下贝)
烧”[注4]。
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
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
派”。获生狙株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
到长崎的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
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注5]
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
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传入
一、学问的考证风
中国朱子学到清代已经衰落,顾炎武反对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学风。阎若瑰、
戴震、钱大听、段玉裁等也主张多务实际。这个考证学派的作风流传日本。在其影响
下产生了古学和国学。
日本考证学派先驱者新井白石,将军德川家宣时参与幕政。他仿效马端临《文献
通考》,对日本文物制度,详考其源流沿革,著成《经邦典例》一书,还著有《读书
余论》、《藩翰谱》、《古史通入《同文通考》、《东雅》等,充分发挥了清代考证
学的治学精神。
新井以后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皆川棋园、山本北山、龟田鹏斋、村濑拷亭、
太田锦城等考证学者。锦城著有《论语大疏》、《九经谈》,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
备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推崇考证学备至。
狩谷披斋也崇拜考据学,他的书斋名“实事求是书屋”是采用班固《汉书·河间
献王传》的“实事求是”一语。
考证风还影响小说界,山东京传和拢泽马琴对小说进行烦琐考证。医学界后藤民
山、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主张古医术。
二、历史学
朱熹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名分论的观点把伦理
政治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这种大义名分论思想对日本
史学影响极大,林罗山的《本朝编年录》(即《本朝通鉴》)就是一例。水户藩主德川
光国在大义名分论的指导下编纂了《大日本史》。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
)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记》16卷都受清赵冀《二十二史创记》、王鸣盛 《
十七史商榷》、钱大听《二十二史考异》等名分论的影响。在史学观点方面,赵翼的
“地气论”和“地势论”也成为日本史学家的地气地势论(以地理条件为历史发展主
要因素的理论)的渊源。
日本史学在体裁上也模仿中国。如中山利质的《楠木志》(叙述南北朝时代武将
捕木正成的忠义事迹)是受清代张鹏韶《忠武志》的影响;冈本韦安的《万国史记》
是模仿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如羽仓简堂仿赵翼著《温史创记》。这些著作在明治
维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
三、汉籍的翻译与出版
中国清代康、乾两朝的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巨型著作如《佩文韵府》、《皇清经
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陆续传到日本,成为治学的参考文献。
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响下,也编了大型类书和丛书,如山冈明阿撰《类聚名物考
》,墒保己一撰《群书类从》530卷和《续群书类从》1150卷。
日本还翻译了许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深见玄岱父子
译《大清会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来法典、法令、沼书编成《法度书》15册。
享保4年(公元1719年)清世祖顺治颁布的《六喻衍义》传入日本,吉宗令获生祖抹加
训点,室鸦巢译成日文,成为民间的教科书。《朱子家训》在日本流传很广,作为习
字帖或挂轴出版。
魏源的《海国图志》于公元1850年传日,公元1854年出版该书美国部分的译本就
有7种。其他英、俄、法等国部分先后译成10多种单行本。汉文原本或翻印或训点,
广为流传。
据统计,江户昌平校及圣堂官版翻印的书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
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汉籍,自天保(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至明治维新(公
元1868年)共有50种,例如加贺藩的《钦定四经》、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传》、津
藩的《资治通鉴》、熊本藩的《尚书正义》等。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传人
一、医药学
德川时代中国医学传入日本是与黄渠宗僧侣分不开的。他们有许多人懂医术药学
,如心越、独立都懂医术。独立传治痘术于池由正直、北山道长等人。正直之孙瑞仙
为医官,负责痘科。道长为大坂名医,著《北山医录》。
中国医生陈明德和王宁宇两人,公元1627年先后到长崎行医。陈明德著作有《心
医录》。王后居江户,日人从学者众,成为一大医派。德川吉宗招聘中医多人来日,
以陈振先和朱子章最著名。陈振先采集药草160种,著《陈振先药草功能书》。公元
1803年后,胡兆新来日,传授尤在经的《伤寒贯珠集》。杨西亭传授治疗密病和疡病
的医术。
在药学方面,庆长12年(公元1607)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
它献给幕府。长崎的本草学家有向井元升和卢草硕两人。向井编成《庖厨备用大和本
草》13卷,后贝原益轩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大和本草》16卷。卢是日籍华人,祖传本
草学,长崎的福出德润向他学本草,后撰《药性集要》。福山弟子有稻生若水,确立
日本的本草学。若水弟子有松冈恕庵、野吕元丈、丹羽正伯等人。恕庵弟子有小野兰
山,著《本草纲目启蒙》48卷,所载凡1882种,日本的本草学到此时集其大成。
二、地理学
日本的地理学知识是从清朝学者的地理著作中获得的,如胡渭的《禹贡锥指》、
阎若瑰的《四书释地》、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辨证》及《水经》。这些对中国古代地
理作详细考证的学术著作,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进步。日本人在研究地理时,清朝地
理学专著成为的参考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按禹的《读史方舆要》
、马征腮的《历代沿革地图》、吕输的《历史事迹图》、乾隆救撰《皇舆西域图志》
等。日本人还将中国的地图集翻印出版,如岸田香的《中外方舆全图》是清人胡林翼
等撰《清一统舆地图》的翻版。
长久保赤水(公元1717年—公元1801年)是德川中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花了20多
年心血写成的《日本舆地路程全图》,据说是根据清朝出的原图。天保15年(公元1844
年)再版的赤水的另一著作《新制舆地图》,从附录的固说知道,也是根据清人带来
的原图。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记述世界形势的地理书,它在日本流颇广。日本人从此书
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许多地理知识,对日本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佐人间象山
、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横小楠等志士都因读了魏源这部书得到启发,由攘夷到开国
,积极习西方,献身子明治维新。[注6]
三、数学与天文历法
德川时代从中国传入不少有关数学与天文历法的书籍。明、徐光启《西洋新法历
书》(清、朱白霍校)、清、程世禄《西洋算法全》两书传入日本,对日本天文数学方
面影响很大。公元1733年,建彦次郎贤弘和中根丈右卫门玄圭译清人梅文鼎《历算全
书》。明清初福建人游艺《天经或问》,由西川正休等译出。此书记述西方天文学,
间接给日本传来西方天文学知识。康熙官修的《历象考成》流传日本,德川后期的地
理学家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是由此提高学术水平的。
公元1684年涩川春海(即安井算哲,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元朝“授时历”
的基础上制定日本第一部自己的历法“贞享历”。晚年他还写了《文琼统》8卷,此
书受清初黄鼎《管窥辑要》和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
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8年—公元1672年)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
》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
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代发行了300种版本
,成为算术书异名。
第四节 文艺与宗教的传人
德川时代,汉诗文不象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
,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宫修的《佩文韵府》是日
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公元1800年)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
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
》、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
,德川时代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
明清时代中自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
世通言》、《醒世桓言》、《今古奇观》、《水济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西厢记
》等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
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
《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诙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
。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代背景和人名地
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沧泽马琴的《男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济传
》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
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
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
町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
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
二、绘画书法
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
。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
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
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
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
)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
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
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
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
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
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
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
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
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
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
到京都,大扳。
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
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
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
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
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
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
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
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
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
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
、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
,故称唐织。
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
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
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
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
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
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
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
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
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
作用。
四、黄荣宗的传入
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
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
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
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
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
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
。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
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
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
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
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
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
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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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
[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
且雅致的陶瓷器。
[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
这是一条镜像帖。来源:北邮人论坛 / japanese / #1262同步于 20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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