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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如果有机会搂着她，如诗中所述，选择一个九月的下午，靠在树下，从斑斑点点的树叶缝隙之间看蓝天上飘动的云，定会是惬意无比的事情。然而这一切始终不可能发生在1984的民德，那时民德的天空，似乎永远是灰色的——只有德瑞曼与几个孩子在街头踢球的那一刻才稍稍收起阴霾，而转眼又因维斯勒的监视而阴沉下来。而你也不可能找到那株有着细长阴影的李树。唯一能够符合场景描述的，是身边有一位情人，尽管她在最后选择了背叛。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趁着同学们都去隔壁寝室打牌的功夫，我安静地留守房内，观看《别人的生活》，或译《窃听风暴》。光碟来之不易，但远比德瑞曼收获那个只能使用红色墨水的打印机方便得多。昨天凌晨，我扮演着细节解说员的角色，陪着同屋的同学将这部电影又看了一遍。我指指点点，他沉默不语。屋内的灯光很暗，就像维斯勒每天公式般返回公寓时乘坐的那部电梯。故事的情节我早已烂熟于心，可伴随着文化部长盯上德瑞曼，史塔西们在德瑞曼家中鱼贯出入，安装窃听器件，维斯勒开始执行这个代号为拉齐奥的任务等等，我的心还是又一次陷入一阵阵的惋惜与无奈。制度使人无法喘息，因为“老大哥在注视着你”。全片只是在末尾，从那个倒霉的特工口中提到这个制度的实体部分——“柏林墙倒了”。而其他时刻，关于这个制度更为险恶的虚体部分，是以人们惊恐的眼神——“在太太的档案里写上‘配合调查’”；无奈的哀求——“但你大可不必这样，我请求你不要去 ”；绝望的哭泣——“求求你，哪怕让我睡一个小时也好”所刻画出来。生活在这样一张巨大的、密不透风的网中，若无法做到逃亡西德，或告密最亲密的人，或麻木地生活下去，那么自杀便成了最符合情理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指望85000名史塔西中出现一位像维斯勒这样，凭着布莱希特的一首小诗，一段《好人鸣奏曲》，上司丑恶嘴脸的暴露，便回心转意，继而与体制作出顽强抗争的人，无疑是可笑的。躲在幕后点评他人，是件无趣的事情。和同学的讨论中，我不禁想到，若换我到维斯勒的位置上，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答案的书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德瑞曼走下出租车，平静地看着已经成为一名邮递员的维斯勒的背影。维斯勒用粗糙的手掌轻抚白色的硬皮书壳，平静地注视着印于其中的“献给 HGW XX/7先生”。扮演维斯勒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平静地回答记者说，“因为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别人的生活》，叙述着别人的生活，那场终止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的生活。而我们的生活，正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继续书写着红色的篇章。维斯勒只存在于那个色彩斑斓的电影之中。原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拒绝了电影摄制组取机关大楼实景拍摄的请求，因为“在我所认识的史塔西中，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都没有”。那是一个良心需要杜撰的时代，幸运的是，德国人已经蹒跚着走出来那片令人颤抖的阴影。这边的我们，是否仍在等待那一点点斑驳的亮光。自那天以后，很多月亮悄悄移过天空，落下去。那些李树大概被砍去当柴烧了，而如果你问，那场恋爱怎么了？我必须承认，我真的记不起来，然而我知道你企图说什么。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已不清楚，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它。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它很白，在很高的空中移动。那些李树可能还在开花，那个女人可能生了第七个孩子，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是的，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不知多年以后，我们之中，会不会有这样一个人，面对书店店员是否包装送人的疑问时，唏嘘地说道，这是送给我的书。

[原创]这是送给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