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评书 <沽上英雄谱> 于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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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李金鳌大闹上海滩》 附件(4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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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于枢海 作者：于海龙 我的父亲原名于德祥（1921~1988），1947年拜师马轸华先生，按当时评书界的门规排辈是“枢”字辈，得艺名“于枢海”。 有关父亲拜师还有一段趣事：当时马师爷已不收徒了，可父亲那时认了死理儿，非要拜师学艺不可，天天跟在马师爷的后边请求收徒，可磨破了嘴皮子也不行，也许是父亲的诚意打动师爷，一天在师爷演出结束后，师爷把父亲叫到了家里，爷俩儿边吃边聊，师爷劝说：“我给你出钱做点小本生意去吧，可以养家糊口，别学这行了，这行你干不了！如若赚钱了归你，若赔了本再来找我要，你看如何呀？”父亲言到：“您的情意我领了，但我一心要跟您学评书，您的钱我不能要，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不收我也就罢了！要是收下了我，让我干了这行，我不敢说超过您去，因为那是灭 祖！若不能跟您并驾齐驱，我就不干这行了！”师爷一惊！：“爷们儿！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收你这徒弟了！得了，于爷磕头吧！”“爷您了马爷，我这给您磕头了！”就这样，在呛火中师爷收了父亲。 第二天在我大师爷蒋轸庭家（住南关老街鱼市）摆支，他家院子很大，请了回汉两教厨师，一个是“永元德”的，另一个是“天河玉”的 ，都是名厨，到场祝贺的都是名家名人。 从此以后父亲就走上了艺术生涯，以师爷亲传的《混混儿论》而一炮打响，在50年代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评书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曲艺团体，父亲加入了红桥区曲艺团，是团里的主要演员，期间收徒贾鸣宵、李鸣齐。 1953年，《混混儿论》被封杀，父亲改说新书，先后改编并表演过《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桐柏英雄》、《野火春风斗古城》、《新儿女英雄传》，期间去天穆村体验生活，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编写出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天津周围的地下党组织的系列故事，全书共50万字，命名 《战斗在天穆村》，正准备出版发表，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袭来，书中的主要人物政委甘一、大队长房玉岭被划为反革命特务，父亲因此倍受牵连，被说成是为反革命分子树碑立传！这部书也就因此未能出版发行。 1961年，父亲在广播电台录制了很多肃反小段，其中有《孤坟鬼影》、《电侦盘上的蓝点》、《国家机密》、《无尖的钢笔》、《103烟头》，以及解放天津的片段《活捉陈常杰》。非常可惜的是，这其中只有《活捉陈常杰》的录音保存至今，其余全部失传了，这之后随着文革的到来，父亲被彻底的打倒了。 十年文革后，1979年，又开书场了，父亲重新登台，先后在红桥去文化馆、万德庄、先春园文化站、河北区文化馆、六合市场等地表演评书《剑侠图》、《三侠五义》等传统书目，演出时听众可达300人左右，很多听众特别是老年听众怕听书时没有座位，都买了月票，当时票价是每位一角五分，父亲每天只拿五块钱。 1980年，文化局组建实验曲艺团要招回民间艺人，找到父亲，当谈到定级工资问题时，他们给父亲定了每月98元的最低工资，父亲不悦婉言拒绝了。文革前，父亲工资是每月120元，另加40元艺术津贴，总共160元。而文革前，青年队的学员都定到了105元的高工资，这对父亲来说很不公平，所以拒绝了。同年，父亲又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1982年，天津举办津门曲艺汇演，父亲参加演出并获一等奖，以后就不再参加了。他说：“1957年，天津举办第一届曲艺杂技汇演时，我就获得一等奖，奖不奖的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这次汇演我唯一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天津广播电台的责任编辑张庆长，我们相见恨晚！” 1983年，张庆长与父亲谈起要在电台录制一篇长篇评书，刚好当时父亲正在整理修改《大刀王五》，准备上演这部长篇评书，他看过文稿后说：“好，就录这部！”于是，在他的帮助下，于1984年成功的录制并播出，引起极大反响，轰动全国，很多家电台转播并来人来信，邀请父亲去说书，而当时父亲因积劳成疾，已患喉疾，未能成行，至后来更是转为绝症而抱憾终生。 父亲于1988年2月6日上午9点因病去世，时年68岁。 我弟兄五个，姐妹两个，我在家行七，我六姐曾向艳桂荣艳老学唱西河，但从未正式演出，我二哥于海宽从五、六岁随父练艺，十年文革中断，文革后，父亲告诫我们弟兄五人不要涉足文艺圈，说：“这行不是好学的，尤其是想学我的‘范’，难上加难，我的书路不同于其他门派，想学就得像我不然就别干！为什么我只收贾鸣宵、李鸣齐两个徒弟，就是我不想误人子弟！没有天分学不了我。（郝鸣山原名郝增山，是在我们家拜的师，没正宗摆支，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 2006年，天津电视台“艺文评话”栏目收集老艺人生平，通过张庆长找到二哥于海宽做一次访谈，他去了，而且效果很好，庆长叔劝他出去历练一下，不能让父亲的独门绝艺失传，应该子承父业，发扬光大。就这样，在庆长叔的鼓励及我母亲的首肯下（因母亲一直牢记父亲的告诫，不让我们从艺），他凭着自己儿时练就的功底，在燕乐剧场开书《混混儿论》，得到观众认可，听众成倍增长，最高峰达五十多人，当前评书茶座难得有这么多观众！著名曲艺评论家陈笑暇多次前去观看并给予了很高评价：“一个演员、一部书，激活了一门曲种！”

ding 【 在 gesaer 的大作中提到: 】 :

于海宽自述 作者：于海宽 我是已故评书家于枢海的次子，生于1956年。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去书场演出常常带上我，在家撰写书稿的时候，我也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时间一长，耳濡目染，自己也渐渐喜欢上了评书这门植根民间的艺术。 那时候，一有闲暇，父亲就教我读书识字，见我聪明学得快，对评书又有兴趣，父亲逐渐让我接触评书，有意让我继承衣钵。一开始先教开场词，那时候开场词都是毛主席诗词，遇上不认识的字，父亲就耐心细致地讲解。到5岁的时候，我已经能背诵好多段开场词了。 随着年龄增长，理解和模仿的能力的提高，父亲着手教我学说一些评书小段。也更注重对我基本功和表演技巧的训练。比如如何掌握唇音、齿音以及丹田气的运用。谈到对书中人物的理解和刻画，他说：“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不管什么人物、事物，一定要抓住它们的特点，仔细揣摩，甚至可以作些艺术夸张，才能让书中的形象栩栩如生，鲜活起来，为深化故事内涵服务。通过一年多的刻苦练习，我就可以声情并茂地表演这些小段了。看到我的进步，父亲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这不仅给了我信心，也让我对评书艺术更加痴迷。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也受到冲击，不能再登台演出，全家人随父亲下乡，我也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学艺生涯。后来，随着政府落实文化政策，我们又回到天津。1983年，父亲应天津电台责任编辑张庆长先生的邀请，开始录制长篇评书《大刀王五》，于1984年成功录制并播出，反响极大，多家电台来人来信相邀演出。谁知道，这部书竟成了父亲最后一部作品，录制完成后不久，父亲便与世长辞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几个一直忙于生计，也没有时间翻阅父亲留下的底活，但从小练就的评书功底并没有丢。 去年秋天，电台文艺台编辑张庆长先生到我家看望我母亲。谈话中提到父亲，他说：你父亲留下的评书艺术是份宝贵的财富，你们兄弟几个应当继承下来，为什么没有人接他的班呢？见他提及此事，我便当场给他表演了几个小段，听后，张庆长先生给予了肯定，还鼓励我说：怯于登场是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既然有能力，那就应该子承父业，上台表演。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我开始走进剧场，在南市燕乐茶社登台表演父亲的遗作。没想到头场下来，就博得了观众的好评，接下来竟场场爆满，把燕乐小小的书场挤得严严实实。演出成功给了我极大鼓舞，也增强了我对评书艺术的信心。近些日子，在整理父亲遗作的同时，我不断总结舞台经验，丰富艺术修养。在评书艺术日趋式微的大环境下，尽我所能，继承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些创新，让评书这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得以复兴。我想，这也是父亲和老一辈评书艺人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