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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转载新浪博客上的一边文章，希望大家读后能认真思考未来世界需要的人才究竟应具备什么素质，并更加坚定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如加入SICA）锻炼提高自己能力的决心。斯坦福的“汤玫捷” 什么叫话语权？看看《纽约时报》便知道了，真是照到哪里哪里亮。不过，哈佛的复旦附中女生汤玫捷的故事倒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因为在斯坦福见到的两位复旦附中的学生基本上可以说是同一种类型的中国学生，在汤玫捷的故事之前，他们已经让我颇为感慨。大二男生Yan是在我还未动身来斯坦福之前便通过项目主任转信给我，称《南方周末》是他在高中期间热爱的报纸，希望我到斯坦福之后能够与之会面。但我们真正见面已是在我到达几个月后，那之前几天，我注意到他在《斯坦福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斯坦福中美学生交流项目的报道，他的英文之好给我印象深刻。Yan看起来很成熟，健谈，对国内国际事务颇有自己的见解，可能与他的父亲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有关系。问其未来的方向，他说大概会是国际政治（斯坦福到大三才选择专业），Yan告诉我，现在每年斯坦福大学会有10位来自中国的全奖本科生，其中复旦附中占的比例非常高（记不清具体人数，大概要占一半），这让我非常奇怪，因为以中国之大，或者以北京四中、八中之有名，为何这么多幸运儿却产生在复旦附中？Yan回答的比较含糊，也许是以前的复旦学生口碑很好，形成了招生的传统。我问Yan为什么斯坦福会选择他，Yan说自己成绩并不算最好的，不过在中学期间组织一些社团活动很有经验。吃饭聊天，大而化之的就过去了。（不过学习成绩再说“不是最好”，他的托福可是满分）。后来通过Yan发来的资料看到，他是一个学生组织中美对话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他领导一个小型的国际团队来做这个项目的各种活动。我看过他的网站，http://dialogue.stanford.edu/project.html。从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个组织是希望加强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减少中美学生之间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和隔阂。后来就经常碰到他，我参加的关于中国的讨论会基本上他都在。Yan身上有很多中外大学生的共性：有朝气，理想主义，关心社会进步。但斯坦福给予Yan一些其他的特征，流利的英语，看问题的国际视野。 Yan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则是最近的事情，他在两个月前左右给我发了邮件，说他准备在斯坦福做一个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纪念活动，希望我能够給他一些建议。他很快就制作了一个邮件群组，经常发信来沟通他对于这个项目的想法。在他的中美对话的网站上，关于这个项目的网页已经制作出来。 Yan后来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讨论他对这个活动的想法，他最初有个宏大的计划，希望能够搞成包括电影放映、历史图片展览和论坛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而他希望能够把一些最为重要的人物，比如大江健三郎请到他的论坛上来。他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邀请嘉宾，而这两者其实密切相关，因为资金来源的不同往往意味着条件的不同，你从什么样的机构拿到钱对于项目最终的呈现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个过程其实也需要Yan对项目作出界定，是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项目还是一个以政治活动为目的的项目。Yan为此很头疼。在其后他给大家发的邮件说，他最终解决调整这个计划，考虑到在斯坦福举行这样论坛的环境，他决定赋予这个项目以更温和的态度和更宽广的视野。项目最初是直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命名的，而此时已经改为一个与东北亚和平协作相关的名字。在我接受到的他的邮件中，让我惊讶的是他约见了那么多教授、专家，与他们探讨自己的计划，他甚至联系到了张纯如的父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让我看到了他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处理问题的弹性。所以，尽管他的资金还没有落实，我相信经过调整的计划有很大的可能会成功。另一位跟我联系的复旦附中的女生叫Yo-Yo,刚刚大一，也就是说，跟我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到斯坦福来的，她所在的学生组织有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FACES，是Forum for America/Chinese Exchange at Stanford 的缩写，中文名叫中美学生论坛。他们的网址是http://faces.stanford.edu/。这个组织我倒是觉得和汤玫捷所创办的哈佛中美学生领袖峰会有点相似，在其自我介绍中表明希望能够培养中美未来的领袖。他们的网站上说，这个组织的创立是2001年在中美撞机事件之后，一位当时正在北京学习的斯坦福女生（看名字好像应该是华裔）震惊于当时中美媒体对同一事件报道的巨大矛盾，并且为当时双方上升的敌意深感沮丧，而创办了这个组织。 Yo-Yo邀请我作为嘉宾参加即将在下周举行的他们的年度论坛，他们去年的会议是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从网上搜到的网页看他们取得了相当的成功。http://sh.eastday.com/eastday/shnews/chztl/node17041/index.html，能够取得极大的关注度跟他们能够邀请到非常高端的嘉宾有关，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英国前总统梅杰、还有前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都曾经是他们邀请的嘉宾。事实上，不仅是Yan和Yo-Yo,斯坦福的学生组织的活动能力之高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今年2月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到斯坦福的纪念讲堂来演讲，就是另一学生组织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中的重头。弗里德曼一开场说自己能免费来，第一是他夫人是斯坦福校友，第二就是不愿让这群优秀的学生组织者失望。所以，如果说学生组织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方面是他们的能力，另一方面，我想是知识界甚至政界对于这类活动有传统上的支持——虽然美国大概没有“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所以不论Yan还是Yo-Yo，或者汤玫捷，都是这种校园传统的一部分。也正如《纽约时报》所探讨的，当你直接面对这样的优秀的孩子，更让人觉得中国教育观念转变的重要性。Yan对我说过，他的成绩，如果在国内高考，未必就能上一流的大学。我看到汤玫捷在美国上过一年的高中，我有一个朋友说，在美国上了高中的孩子，回来肯定高考成绩不会好。这话也许有待检验，但我也怀疑，汤玫捷在中国就一定能上到最好的大学（除非是去年开始自主招生尝试的复旦）。今日读到薛涌对张鸣事件的评论，由教师谈到学生，谈到大学教育的目标不应是培养死读书、听话的学生，而是要塑造有思想、有责任、有行动能力的公民，信然。只是人民大学噤若寒蝉连“内政”也不敢发表意见的学生，与和斯坦福组织国际会议、纵论乾坤的的学生，在未来的差距，不知是否可以道里计。

[分享]斯坦福的“汤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