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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36:42 2006) 提到: 教育拉动经济增长的八大误区 2004-12-9 近年来，我国内需不足，主要是指“私人产品”的消费不足，即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和投资品的消费不足。从时间上看，我国是在1996年开始实施高校收费的，平均每生每年2200元左右，1997年高校收费全面实施，平均每生每年3500元左右，当年表现内需不足，物价一路下跌，企业产品积压，利润减少，导致投资需求减少。近两年物价虽有回升，但幅度不大，这不能不说教育消费过度导致居民对生活必需晶的消费减少。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去年我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于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从居民教育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来看，居民家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不同领域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系数1997年为0．85，在119个部门中排第100名，排序如此靠后的教育的产出乘数不仅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产出乘数，而且小于汽车、住房等消费的产出乘数，也小于众多行业产出乘数的平均值。教育消费过度是指居民投资于教育的费用超过家庭正常的消费费用，甚至是超过其实际的收入水平。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居民家庭收入大部分投入到教育消费，势必要挤占其他项目的消费。当居民的教育消费投入过多时，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这就等于居民日用消费以及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等原本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长被教育消费这种形式所替代，这种“挤出效应”肯定是存在的。根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146个城市、80个县城和72个镇的17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有关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每年大学本科学生，每学期每人平均学费支出为4838元，每年将近1万元；大专生每学期支出 3971元，每年也将近8000元。如果将这些数字与我国居民收入的状况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问题之所在。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收入 2001年为6860元，2002年大约为 75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1年为2366元，2002年为2476元。我们看到，教育收费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由此看来，居民过度教育消费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大方面。一、教育消费拉大了贫富差距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统计资料显示，城市按3口之家计算，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占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还多；假若再加上学生的基本生活费，每月按300元计算，一年3600元，住宿费每年800元，书费及其他杂费250元，合计为， 13500元左右，一个大学生的全部消费将占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的90％；父母每年的生活费仅剩约1500元，即每人月平均生活费约为62．5元；而农民，则需要6个人的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按农村户平均人口4人计算，户均总收人为9464元，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全部费用为13500计算，农村全家收入用采供养一个大学生还差4036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村家庭二年不吃不喝，还要负债4036元。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资料显示，去年我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每人只有120元。农村家庭年生活费为120元×3×12=4320元，农村家庭年总负债为4036元+4320元=8356元。4年总负债为8356元× 4=33424元。 2002年全国高校统考招生300万人，农村学生按60％比率计算，约有180万户要返贫(负债)；城市低收入户按30％计算，约有90万户返贫；合计为270万户，剩余30万户可能为高收入家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日前在第五届中国成长企业 CEO峰会上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3：1。实际这个差距应该为5：1，甚至达到6：1。培养一个大学生的付出，对于百万元以上的家庭来看是1％，而对于农村家庭、下岗职工、以及特困户来讲，几乎是200％-300％，如此4年下来，贫富悬殊势必逐渐拉大。另据测算，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4．57，而因教育收费导致贫困的基尼系数为2．78。二、内需不足影响经济发展我国自1997年高校全面实施收费以后，当年表现内需不足，物价一路下跌，到2003年6月我国零售物价指数下跌2．34％。而2002年部分学校收费达30000元，部分热门专业达 80000元，就是普通本科专业也要 5000元左右，九年义务教育也在收取学费：通过上述我们的计算可以看出，一方面居民承受着过高教育费支出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教育消费本身具有刚性价格，即不可以讨价还价。居民大部分收入投入教育，因而基本生活消费受挫，“私人产品”消费不足，企业产品积压，利润减少，导致投资需求减少，这说明教育消费过度导致了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量减少。过度教育消费是指居民投资于教育的钱超过家庭消费结构的正常比例，甚至超过其实际的支付能力。在我们这样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将有限的居民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教育消费，势必要挤占其他项目的消费。当居民在教育消费投入过多时，他们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这必然导致内需不足。三、增加了银行风险和信贷压力 1997年国家教育统计公报公布本年度我国在校生为3．3亿人，依照这一在校生人数和2002年生均教育消费5000元的标准计算，年总教育消费量为1．65万亿元，也就是说1．65万亿元学费集中在8---9月份进入教育部门，这一收入并不是放在学校的保险柜中，而是存入银行，从而形成银行信贷压力；加上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降低和对教育、医疗、住房、保险等支出的预期增长，使储蓄存款增长，目前银行存款总额已突破10．61万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景气监测中心对市民储蓄意向的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因此自1997年起虽经先后7次降息，仍然不能发挥利息调节经济的作用，致使宽松的货币政策失效。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的教育消费的理性预期随着不断暴涨的学费而增长，使边际储蓄倾向增长，储蓄不断增加，加之内需不足，企业不敢加大生产投资力度，货币资本投资减少，贷款减少，致使银行的风险与信贷压力不断增加。四，财政收入减少，宏观调控乏力众所周知，教育费是不上缴税收的，即居民只有交学费时是不上税的。除此之外，购买任何生活必需品都含税。1．65万亿的教育经费假如转换为居民日用品的消费，企业将会带来的利润(不计算1．65万亿进入企业的乘数效应)单按20％利润率粗略估算是 16500亿元×20％=3300亿元。所得税按33％计算为3300亿元×33％ 1089亿元，增值税为3300亿元× 17％=561亿元，合计约为1650亿元，几乎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10。因而，每年财政将少收入1650亿元，正因财政收入减少，对教育投资不足，导致部门收费增多而财政收入减省，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当然，教育部门也要消费，然而，根据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产出分析发现，教育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另外，就全国来看，5800余所学校 (包括幼儿园)与3．3亿学生家庭的消费口径是不同的，3．3亿学生的家庭消费口径肯定大于5800所学校。再说，居民消费是直接消费，教育消费为间接消费，教育消费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远不及日用消费品、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等消费品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此，我国连续七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收效甚微。据此可以判断，所谓“教育拉动经济增长，并不像一些学者想像的那样，它只能是“苦了穷苦阶层，穷了国家财政，富了贪官污吏，乏了宏观调控”。五、过度收费降低居民福利因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属于“公共产品”之列，应该是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应以注重社会效益为主，其肩负的职能与责任是提高民族素质，保障国泰民安。教育存在着外溢性，这种外溢性是为国富民强做贡献的，是为全人类文明与福利做贡献的，因此，这类“公共产品”应该是国家为居民提供尽可能多的社会福利。这种产品使居民从中得到的福利或满足程度为“公共产品”价格≤0时，居民福利最大；“公共产品”价格≥价值时，福利则产生变化，“公共产品”价格越高，社会福利越小。由此看来，社会福利的高低与“公共产品”价格及其提供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产品性质的不同，居民支付了一定量的货币时，并不是购买了物属权，而只是一次性的使用权，因而人们并不评价“商品”如何，而评价社会如何，其损失的是社会效益，是国家和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准公共产品”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和发达程度如何以及社会福利的高低，当前有一种盲目倾向，主张将“准公共产品”商品化，即“准公共产品”收费。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同时，教育的过度消费必定挤占“私人产品”的消费，使居民从“私人产品”中得到的经济福利相应减少。六、对社会公平和居民素质的提高不利 2002年六一期间，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报喜”新闻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以上，初中入学率达 98％。2％意味着什么?仍然有接近 2％的孩子不能接受教育。意味着100万人就有2万人。我国有上千万的小学适龄儿童，那么就有20万未入学儿童，2％看似很小，实际上在人口基数庞大的我国，其绝对数量非常惊人。 2003年年初，《人民日报》一则新闻告诉我们，目前我国共有约4000万青少年学生因家庭困难或生活难以为继而不能入学，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就有3400多万。问题不可谓不严峻。在海原县妇联，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字：第一，全县2001年到2002年7月间，适龄女童23539人；入学女童 21451人，未入学女童2088人；小学毕业女童3082人，中学辍学女童数 340人，高中毕业女生262人，进人大学女生32人……第二，因为经济困难家庭负担过重而交不起学费导致退学的女童占失学女童人数的比例最高，约为45％。第三，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次性收费比较高，山区女生即便考上一级学校，也因家里供养不起而失学，这种情况占到14％左右。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不能接受教育，也就很难摆脱愚昧和落后境地，这类人数量过多；不利于社会公平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德阳县2001年就有20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考学生因家贫凑不出数千元学费而不得不弃学。德阳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如果推而广之，那么全国每年因面临困难而弃学的贫困学生恐怕要数以万计。由于教育收费超乎寻常的快速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赶不上教育开销的增加幅度，造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对子女上学开销的畏惧。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富裕家庭子女因受到很好的教育而富裕，而贫困家庭子女则因不能享受应有的教育而贫困，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如此循环往复，贫富差距则进一步加大。公平成为纸上谈兵，也使教育承担社会公平与提高民族素质的职能因此而丧失。七、对贫困人口阶层的歧视。影响社会安定目前一个大学生4年的支出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20多年的收入总和。这将使大多数的农村家庭为了供养一个大学生而丧失对农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我国有80％的农村人口，城市中有几千万的中低收入家庭；这种高等教育高收费的政策不仅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起到了类似竭泽而渔的作用，而且也殃及城市中底收入家庭，对社会的稳定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贫穷阶层子女因为贫穷而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又因不能接受高等教育而继续贫穷。这样，高学费制度犹如复印机，将对社会现存的贫富差距状况进行复制，从而使这种的差距延续下去并加以扩大。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都有贫困学生。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统计，中国在校贫困大学生高达300万人。曾有记者专门走访了大学校园的贫困生，大学校园贫困生的生活状况非常令人心酸。这些连生存都困难的大学生，是无法安心学习的，他们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据调查，大多数贫苦大学生不得不在寒暑假拼命地打工，甚至由于生存危机，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近年来，大学生参与盗窃、卖淫、诈骗、抢劫的案件呈不断增长势头。在暴涨的学费面前，绝大多数家长、学生们表现出的是无奈。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穷，都认了，可是决不能因此断送了孩子的前程。这种强烈的偏好加上暴涨的学费，使一个个家庭走向贫穷，于是小康人家、温饱人家，只好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贫困人家，只好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甚至不惜背上高利贷；而借贷无门的，只能忍痛放弃上学的机会，跻身打工一族。少数人甚至走上了犯罪或自杀的道路。这样的事实一桩桩、一件件，能说对我们国家的安定没有影响吗? 八、教育腐败给后代造成不良影响 2003年9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教育乱收费直指2000亿元。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7月底，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有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如此惊人的数字说明什么?说明本应成为社会必需品的教育，几乎被教育腐败中的乱收费变成奢侈品了。而教育成为奢侈品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许多贫穷者被学校拒之门外，许多无钱者对教育望而却步，许多弱者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有有钱人才能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教育是确立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系统工程，人们常常冠以美好的、神圣的名称——象牙塔。目前，在教育这座象牙塔神圣的殿堂上，也出现了腐败的影子。尽管它不是主流，但作为一种陈腐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严重地侵蚀着每一位受教育者的心灵。如果教育中的各种乱收费行为以及其他腐败行为不能被及时杜绝，那么势必严重地影响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作者：黑龙江大庆石油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王作战来源：《教育情报参考》2004年第7-8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37:19 2006) 提到: 张保庆分析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 2006-6-19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六月十二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就《若干教育问题的思考》进行主题讲演，他认为：中国教育宏观看一片大好，微观看都是问题，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是关键。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十二日说，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当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十七场报告会，张保庆发表《若干教育问题的思考》演讲时作上述表示。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和国家形势一样，宏观看形势一片大好，深入看都是问题。教育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即是中国教育面临的四大深层次问题之一。这位以直言著称的原政府高官分析说，教育一方面要向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人才和制度的支持，但它更重要的使命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市场经济固然可以创造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精神文明的问题，解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教育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同时，市场经济也有负作用，它并不是包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它解决不了社会公正问题；市场经济还会对人们价值观、是非观、世界观产生很大影响，这些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教育的作用和职能，就是要力争缩小市场经济带来的负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现在世界上把教育公认为准公共产品，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为什么“准？”就是有些教育领域还达不到公共产品要求，实现完全的公共性还需要一定阶段。张保庆称，“我过去讲教育不能产业化，我现在说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中国市场经济需要教育，但教育不能按市场经济办。中国教育另三大深层次问题包括“教育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位置问题”、“教育培养人、造就人的问题”和“教育的投入问题”。教育的位置问题上，一是科教兴国战略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落实，二是重视不够，一些领导干部搞大项目几千万都敢投，教育几百万却不舍得投，还有一些人把教育当成包袱，想把教育想推向市场，使教育产业化、企业化。张保庆最忧虑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解决好教育培养人、造就人的问题，这方面问题很多，如浮躁成风、弄虚作假、做人不诚信以及私心很重，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非常淡薄等等。中国的教育投入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教育投入为什么总是上不去，一是国家整体财力还很弱，二是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但“少修几条高速公路，少建几个机场，少建几个城市广场，就把教育投入解决了”，张保庆感慨道，教育太重要了，把教育搞好太难了，尽管如此，只要真正重视教育，中国教育问题完全可以解决。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经济学解析 2006-7-25 [摘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招聘大学生是一种风险投资决策。大学毕业生择业与考研受到来自市场工资与预期收益率的影响。高等教育文凭信号仅发挥着筛选与甄别作用，是社会所需要设置的、不完备衡量大学生工作能力的“过滤分拣器”。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收益率方面已呈现出危机。笔者认为，优质高等教育文凭信号是解救当前教育体制的无效率，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生就业；文凭信号；经济学解析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已达到2，000万人。大学生就业转变为双向选择的市场招聘。就业难迫使考研人数不断增加，考研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灵丹妙药”，致使考研与读研人数突破“双百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业难”是教育扩招惹的祸?如果批评大学扩招导致毕业生质量下降、就业困难，未免肤浅。因此，迫切需要有阐释高等教育发展与大学生就业的理论诞生。一、招聘大学生是一种风险投资决策大学的使命在于为社会的各种角色和职业提供考试和学历证书，传递教育文凭信号，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把普通人培养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员，而人才的培养与成长还需在实践中通过“干中学”来锤炼。因此，大学毕业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才”(准人才)。怀揣各式各样文凭的求职者“挤满”劳动力市场，谁有能力谁无能力，要鉴别清楚很不容易。招聘单位试用人的代价是昂贵的，须登广告、寻找、面谈、测试、聘用并训练每个雇员；若雇用一个平庸之辈，意味着浪费培训经费，既耽误工作，又须重新再来一次招聘。因此，用人单位愿意把机会留给那些他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即有“最好的”信号或资历的人。新员工的引进，既不能迅速观察到他们的工作能力，又不能随意签订合约或解雇；为了培养他们对新工作的适应能力和熟练度，必须给予其相当长时间的具体指导及培训。可见，要招聘到称心如意的员工，有可能花费不菲，引进的大学生作出的边际贡献却远低于提供的工资水准。这就意味着，招聘大学生是一种风险投资决策，尤其是用人单位处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风险会更大。二、预期收益是大学生择业的重要砝码一份内容广泛、真实可信的求职书，通过“浓缩”在校期间的生产能力，可看作是自我推销的“产品说明书”，发送与众不同的信号，以吸引用人单位接收。—般来说，教育信号高的人，具备高生产率、低信号成本的特征。他们为了“标榜”自己的高能力，通过接受教育的年限，获得的学位、授予学位的大学或学院的声誉以及个人的平均成绩、奖学金、各种考试证书等要素的质与量，将自己与低能力的人区分。人们热衷于投资教育，除了“惟有读书高”者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外，在劳动力市场中还存在着教育与收入之间正相关的普遍性。如马克•布劳格(BlaugMark,1972)所言：“教育与收人之间正相关的普遍性，是现代社会科学最显著的发现，也是少数几条适合分析所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准则之一。” 众所周知，一名大学生的生成，个人要付出十多年读书的心血，家庭要承受相当大的花费，国家要投入巨大的资本。无论是看这些高校毕业生自身及其家庭的付出，还是算国家的投入产出账，大学生如果不能及时就业，就是巨大的浪费。因此，每个大学生都会针对招聘单位开出的工资价码，依据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教育投资的成本与预期收益计算。教育投资的成本包括显性成本(直接用于教育支出的学费、书杂费和其他相关费用)和机会成本(不接受教育而直接参加工作所得的收入，有时这种机会成本是相当大的，如比尔•盖茨放弃继续教育挣高薪就是理性决策)；而贴现成本是指投资教育所引发成本的利息收入和预期通胀损失，预期收入越高，其贴现成本就越低。大学毕业生为了弥补在校的机会成本和显性成本，都希望得到高薪回报。由此看来，薪资的高低不再是常识性变量，而是“出售”劳动力商品的重要决策变量。决策基础就是将贴现收入与贴现成本进行比较：当贴现收入大于贴现成本时，则选择继续投资教育，去读研；反之，当贴现收入小于贴现成本时，则选择不再投资教育，去就业。新华网2004年考研调查发现：本科生考研人群近半数，多数人以追求高薪为目的，考研人数逐年递增。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Walsh,1935)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从教育费用和收入的比较人手，用折现方法，分别计算高中、大学、硕士、博士的教育净收益，发现他们的收入现值都超过了费用现值，得出个人投资教育是非常划算的结论。人们呆在大学里被认为可能主要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生产技术，而是为了使“潜在的雇主”相信他们能提高生产效率，理应支付较高的工资。很显然，如果高质量的毕业生与低质量的毕业生薪资“不二价”，高质量的毕业生将不会“出售”自己的劳动力，选择继续考研与读研。由此判断，预期收益是大学生择业的重要砝码。三、文凭信号甄别是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关键大多数用人单位都企盼通过文凭信号识别出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有持续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的人。但是，人类大脑在知识的习得方面呈现多样性、差异性，很难简单克隆复制。而信号的发送与调整是有成本的，不是任何人都能获取大学文凭，并实现工资报酬与投资教育成本之差最大化。问题是在于目前劳动力市场运行着按学历层次制定工资等级差别的通则，即学历越高，薪水越高；反之，学历越低，薪水就越低。这样使每个人都会有投资教育——制造文凭信号的冲动，学习模仿高学历的人所发出的文凭信号。当今，美术招生形成“井喷”现象并不是献身艺术的人“陡增”，而是高考成绩很难以简单模仿与重读的方式得以提升，发送高考成绩分数信号的成本相对较高(高中毕业生复读一年的贴现成本大约为1-2万元，次年高考成绩分数受心理压力作用而退化的现象也是显性的)；而美术考试又较易通过“临摹”走捷径获得大学文凭，与其它专业的大学文凭享受“同工同酬”。事实上，那些主修文科与工科等专业的人同样有较高的工资，即“学非所用”与“学以致用”的人一样获得高工资。这说明教育本身并不一定改进大学生的能力，所学的内容对提高生产率很少有帮助。但却传递在校能力信息，发挥着筛选与信号显示的作用，甄别出那些具有很高的天赋、坚韧性和处理问题能力(这些都是工作中极有价值的优点)的劳动者。如美国一家公司的研究发现，他们公司优秀的管理者都是成绩较好，并在大学里都是从事过某些社会活动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的企事业单位选拔人才，也偏爱信号值最高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人们不惜花费2-3万元进行“高考移民”，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本科或名牌大学的文凭信号。所以，要解决人才质量不对称问题，市场必须阻止教育文凭信号的模仿与复制行为，使信号成本与生产能力形成负相关，这样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筛选与甄别功能，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多元素的信号集，主要包括在校专业成绩单、英语四六级、计算机能力、各种荣誉证书等要素。其中，英语四六级考试传递着较强的生产能力信号，发出高频率信号值。统计调查显示：“有54.48%的学生经常利用其他课程的时间准备英语四六级，只有11.50%的人，几乎不花什么钱，轻松获得证书”考研最难的也是英语关，难度系数为62.84%。由此看出，英语四六级证书承载了很强的受训信号，是低能力学生较难模仿习得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凭“贬值”带来的信号退化问题。优先获得英语四六级证书的人，发送信号成本低，传递出在校学习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具备高生产率“潜质”的信号。这些信号被用人单位接收并在实践观察中得到认证，理所当然对“外语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学习成绩、综合测评名次、专业对口和计算机能力等诸多指标”，把英语四六级证书纳入学位授予条件作为“文凭信号的附件”就顺理成章了。从人力资本的社会平均水平来看，高能力的人更有可能得到高水平的教育，向招聘单位发出他们高生产率的信号，并由此获得薪水较高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是社会所需要设置的“工具”：一方面对进入与没有进入高层次教育的社会成员进行挑选；另一方面分类那些通过或没有通过高层次教育的社会成员。通过筛选向招聘单位提供了大学生所具备的优质信号，如良好的教育背景、智力水准、品行修养与其他综合素质，从而通过教育的过滤作用来透视劳动者的生产率，为企业节约招聘成本，降低聘用风险。由此看来，虽然大学扩招缓解了高考“挤独木桥”的压力，但教育这种分类筛选人群能力的作用，正好解释了当今“中小学培优班”、“岗位资格认证考试”为何依然红火的道理。因此，高能力的人乐此不疲喜欢通过接受各种“应试教育考试”的筛选与度量，增加自身的信号值，借此传递发送“出类拔萃”的非凡信号，把自己与低能力的人区分开来。可见，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以及当今公务员的“海选”，均通过考试来筛选与甄别，显然有其合理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非是向雇主提供选择手段。”不难发现，正规学历教育有可能是我们为这一目的“当且仅当”能够设计的最经济快捷的选人方法。由此推理，大学毕业生文凭信号的甄别是劳动力市场招聘人才的关键。四、文凭竞争是大学生择业难的诱因大学生择业，实质上是通过教育文凭信号的制造——传递——甄别而实现的。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不同质量等级的多元化文凭持有者遍及劳动力市场，多数用人单位偏好风险中性，仅从所有同类大学文凭质量的统计数据来判断将要“购进”的学生质量。以工资水准等于边际贡献为底线，制定人才引进的工资标准(逐渐趋向于平均质量的工资)。工资的这种平均化倾向，使高校无动力提高毕业生的质量，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质量趋于下滑，工资水平与人才质量逐年下降，大学生就业市场蜕变为“柠檬市场”：优秀的大学生会被次优的大学生逐出劳动力市场。可能更糟糕的是：质量最差的大学生产的毕业生在“低价出售”，将质量最好的大学毕业生逐出市场后，会继续将质量较好、质量中等和质量再稍差一些的大学的毕业生依次逐出市场，从而摧毁招聘单位对劳动力市场的信赖，导致专为大学生就业而设置的“人才市场”根本无法生存，最后形成“本科生研究生竟聘当工人”，涌入劳务市场与下岗工人、农民工抢饭碗的局面。文凭信号作为教育信号的集中表现，是大学生搜寻工作的“入场券”，是完成某类工作的能力信号，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解决逆向选择的一种对策结果。通过大量发送信号可以获得被逆向选择而破坏的部分效率。用人单位将教育文凭当作大学生未来生产率的信号，从而在社会体制内形成制造文凭信号的恒定刺激。大学生在面临就业与继续教育的选择时，受到更高教育水平在劳动报酬与就业机会等方面产生的巨大“正向利益差”的诱惑，愿意支付相应成本而追求更高文凭信号来提高他们的预期收入，市场均衡的信号随即形成：高能力的人会用接受大学教育来发出他们生产率的信号，用人单位会识别信号的真伪并向他们提供较高的工资，从而使教育文凭信号表达的高生产率与其实际业绩相一致。与此同时，政府为实现教育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也不断扩充教育资源与规模，两股力量“博弈”将会导致教育不断深化，这种趋势的结果使文凭竞争愈演愈烈，文凭主义盛行。推演下去，硕士研究生完全代替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完全代替中学毕业生，这样一来教育体制只是一种专断的分选手段。文凭基本上只是一种不完备的衡量其工作能力的尺度，不是拥有某些特定技能的象征。由此推理，文凭竞争是大学毕业生择业难的诱因。五、优质文凭信号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信息经济学告诉人们，劳动力市场交易中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需要信号发送机制，促进供需双方的竞聘成功。劳动力市场作为媒介，教育充当信号发射的载体，文凭充当信号，成为筛选高素质劳动力与低素质劳动力的“过滤分拣器”。虽然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能增加个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工资价格(尤其是学以致用)，但如果教育收益相对于教育成本来说很高，人人都会在教育上投资，这样教育就可能不再起信号发送作用。社会对文凭信号的热烈“追捧”，增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当高等教育从学习能力高的精英群体向那些中等学习能力的群体扩散时，一方面，刺激一系列学校产生升格为“大学”的冲动，这个过程如同保罗•福塞尔描述美国的大学扩展那样，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校、贸易学校、商业学校等名称和地位升格到“大学”，给予它们发放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准生证”；另一方面，以培养研究性人才为主的大学，产生扩充研究生教育的鼓动，以示区别于“拔苗助长”的大学来保持其相对优势的声望。而研究生教育的扩招和人才质量下降的逆向选择效应，又吸引原本质量较差的那些大学以新的激情和躁动参与到申报硕博点的偏好中，致使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年年扩招，在读人数升至百万。由此看来，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收益率方面误导了人们过度投资教育，导致教育质量与数量的扩张形成“悖论”。随着高校扩招、合并成“大而全”，大学精神与大学品牌在不断被“氧化”，文凭传递精英人才的信号越来越衰弱，一些不注重品牌塑造的大学，培养人才质量的保证和证书越来越名不副实。文凭如“货币”，滥发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贬值成一种“穿着体面”的弱信号，对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的人分辨能力“失灵”。因此，寻找一种替代或互补信号，迫切需要大学“生产”优质文凭信号传递给用人单位接收与甄别。文凭获得者，因不肯接纳低知识含量的工作而形成“高学历失业”趋势；市场劳动报酬不能弥补在校教育成本，导致智力外流或辍学率上升；欲获得优质文凭信号去重读或重考比率也会不断上升。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导致人才过度消费，教育资源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了当前教育体制的无效率性，资源在以一种毫无效益的方式被使用着——对于学生成绩和表现的提高无作用”。这无疑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显而易见，人力资本理论凸显的危机征兆，将被教育文凭信号理论所替代。大学若继续以“解决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不足”的动机出发，快速扩张膨胀，将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战略。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在于培育大学精神与大学品牌，内化质量——外化品牌，“生产”出高质量的大学毕业生，为劳动力市场传递最优的教育文凭信号，这才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市场、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正途。作者：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贺尊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37:47 2006) 提到: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的区域差异 2006-7-25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已经被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所证明，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但是，现有的相关研究一般是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方面出发，从理论上或方法上对教育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总体层面的作用进行测量与分析，而对区域差异的分析研究不足。故本文结合教育制度的强制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产品供给的特殊性等因素，分析教育投资对各个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不同。一、教育投资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模型 1.教育投资的分析指标与数据处理我国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费和杂费、其他教育经费等项。其中国家投入资金占总教育经费的绝大比重，1996年至2002年比例都超过64%。考虑到分区域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近似反映教育投资的总规模，用各区域GDP反映区域经济总量。数据处理上，一方面鉴于我国各区域在人口方面相差很大，为消除人口因素影响，以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人均GDP作为建模的样本数据；另一方面，为便于分析比较，进一步将截面数据由31个合并为3个(即三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云南)，组成一个N=3，T=7的Panel Data模型。 2.关于Panel Data模型本文将利用Panel Data模型分析我国三大区域人均教育投资的特征及其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差异效应。Panel Data模型的一般形式为：y=αi+xit•βi+εit。其中，i=1，2，...N，t=1，2，....T，xit为解释变量向量，下标i代表不同个体(地区)，t代表时间(年)，αit、βit分别为截距向量及参数向量。模型中的系数随着时间和个体的不同而改变，因而可以反映模型中被忽略的时间因素和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根据约束条件的不同可以将Panel Data模型分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混合回归模型等。如果只考虑模型在个体(或时间)上的差异且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时，可以采用F检验来识别模型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或混合模型。具体分析方法参见Cheng Hsiao的《Analysis of panel Dat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二、模型估计和实证结果分析 1.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模型类型的识别与估计由于建模数据的样本期较短而截面数据较多，并且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支出相对稳定，认为模型参数与个体差异有关而与时间变化无关。同时，由于模型只对样本自身的个体差异情况进行分析，所以认为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三大地区的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模型分别进行F检验，确定模型形式，宜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加以拟合。根据新华在线的1996—2002年有关数据，运用Eviews软件中pool数据处理模块，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别估计三大区域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与人均GDP之间函数(共有3×1＝3个模型)，计算结果列于表1(估计过程中消除了截面数据之间的异方差性)。根据表1，方程回归效果整体显著，拟合程度高，系数的t检验值都通过，DW值接近于2，没有一阶自相关。 2.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教育投资效应分析三大区域人均GDP与人均教育投资的影响效应明显存在大小差异，具体函数如下：所建模型的回归系数βi表明：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国家在东部区域的投入每增加1元，可使该区域人均GDP增加28.71元；在中部区域的投入每增加1元，可使该区域人均GDP增加25.81元；在西部区域的投入每增加1元，可使该区域人均GDP增加15.29元。显然，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均教育投资在影响区域人均GDP的倍数上存在差异，其倍数比例为1.88：1.69：1，东部区域人均教育投资的倍数效应高于中西部。更重要的是，相同的经费投入带来不同的经济回报，进一步影响了国家的投资政策倾向。 3.我国各区域教育投资效应差异原因分析 (1)国家在各区域投资规模的不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用于教育投资的数额有限，国家对各地区的投资规模不同。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例，在东部地区的投入量1911亿元，占54.7%；在中部地区的投入量为911.4亿元，占26.1%；西部地区的投入量仅为668.9亿元，占19.2%。从人均占有量看，东中西部三地比例为1.59：0.89：1。无论是在总量还是在人均占有量上，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区域间都存在着相当大差距。各区域教育投资规模的不同，严重影响了各区域内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素质的提高以及教学仪器设备、图书馆设施等硬件条件的改善，进而对各区域的教育投资效益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影响教育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2)国家在各区域投资结构的不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主要分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包括普通中学及职业中学)、小学、其他等，国家在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上存在不合理现象。以2000年为例，东部地区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为1.06：1.09：1，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为17.09：1.81；中部地区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为1.59：1.21：1，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为30.58：2.05；西部地区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为1.84：0.88：1，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为36.8：1.59：1。根据(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例，世界平均为3.0：2.7：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2.8：2.7：1。从以上比例可以发现，我国各区域对高等教育投资大大高于中小学投资，其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异，即使与低水平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也很不合理。东部地区结构略为平衡，对中小学投资的力度比中西部地区强，而中西部落后的初等教育不得不让人担忧。国家教育宏观投资规模和分配方向上的不同，导致了作为准公共商品的教育在各区域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各区域人口接受教育的机会受到影响，接受教育的质量同样出现差异，最终影响到各区域的经济增长。作者：安徽财经大学统计系郑丽琳来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年第2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38:21 2006) 提到: 高等教育收费的经济学思考 2006-8-18 [摘要] 目前，学术界对高等教育收费价格的研究较少，尤其是没有将高等教育的收费置于教育市场的环境中用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加以研究。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的原理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加以分析，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正效应分析该制度的科学性，以及收费制度安排的必要性。 [关键词] 高等教育收费经济学在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虽然已经实施了近十年，但是在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上，对于这项政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还有很大距离。再加上我国的低收入家庭对高等教育培养支出的承受能力较差，在社会上形成了对高等教育收费的怀疑。学术界对高等教育收费价格的研究较少，尤其是没有将高等教育的收费置于教育市场的环境中用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加以研究，更降低了对该政策的认知深度。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的原理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加以分析，希望能有助于在舆论上引导社会公众，减少改革阻力；也可为深化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和政府投资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使各种收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达到和谐统一。一、高等教育产品属性决定了其收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创立的公共产品的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产品收费的是非标准，应该从其产品的属性来界定，看其属于公共产品、私人产品还是混合产品。公共产品是指社会(或集体)共同使用的物品或服务，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两个典型特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的消费上，人人都可以获得相同的利益而不互相干扰，消费者的增加并不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即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而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效率定价原则，收费也成为零。换句话说，在消费存在非竞争性的情况下，若收费必然会排斥消费者，造成资源不能充分利用，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一旦该产品被提供，则无法从技术上将不付费的消费者排除在消费行列之外，或者能排除但代价高昂。显然，非排他性使消费者的“免费搭车”成为可能，其结果是提供者的成本补偿难以通过收费实现。在以上两个特点中，消费的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更为本质的特征。与此相对，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产品则是私人产品。如果是私人产品，情况与此相反，能够收费也应该收费，其收费多少由市场供求决定。准公共产品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即只具有个别或一定程度上的公共产品特征。它一方面可以由使用者单独享受利益，可以在使用者之间划分所得到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在供应上实行排除原则。如上所述，非排他性与否是决定一种产品能否收费的因素，在实践中，这个问题通过日益发展的技术手段使得许多产品已经具有了收费的可行性。因此，就准公共产品而言，是否应该收费及收费多少的问题主要取决于非竞争性的有无和程度高低。如果某种产品在消费上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即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等于零)，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是不应该收费的；如果在消费上不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大于零)，则应收费，并且收费的多少依据非竞争性的程度来决定，与非竞争性成反比。高等教育产品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在消费上具有特殊性，其消费效用可以分为直接消费效用和间接消费效用。直接消费效用是指受教育者在接受了高等教育服务后，知识、技能、能力的提高以及品行和价值观念的养成。从这个角度看，高等教育产品具有竞争性，学校每多提供一个单位的高教服务(即每增加一个学生)，由于其边际生产成本不为零，所以就会降低原有学生得到的高等教育服务水平，如平均受教师关注程度降低，生均教室面积、宿舍面积、校舍面积以及图书、仪器设备等教育资源的拥有量都会减少等，因此具备了消费上的竞争性。间接消费效用是指由于知识、技能、能力的增长以及良好品行、价值观的内部产出，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高等教育有部分的非竞争性。高等教育服务能够使受教育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是受教育者个人的收益，他人不能分享，从这点上来看，高等教育服务具有竞争性；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服务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受益。对整个社会而言，每增加一个高等教育服务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从这点上来看，高等教育服务具有非竞争性。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产品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但竞争性程度显然远远高于非竞争性程度。所以，高等教育产品的提供应该收费，收费的高低应该与其非竞争性程度成反比。二、高等教育外部正效应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者应该是政府和受教育者本人产品的外部正效应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生产消费活动会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益处，但自己却不能由此而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商品或服务中的收益非完全内在化，存在利益外溢。当存在外部正效应时，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收益，其差额就是边际外在收益。在存在外部正效应的情况下，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因为存在这种不直接反映在市场中的效应，就造成了市场失灵以及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将偏离帕累托最优的状态。高等教育具有外部正效应的本质特征，它的外部正效应的承受者为社会，主要表现为其科技发明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通过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口素质，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高等教育产品的外部正效应的存在导致其由市场决定的供应量或需求量小于效率要求的水平，在高等教育市场中，决定高等教育产品价格的应该是供应量与需求量。高等教育的需求是指国家、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足求知欲望和支付能力的统一。按照教育需求对象的不同，可以将高等教育需求分为高等教育机会需求和高等教育产品需求。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的对象是高等教育机会，需求主体是受教育的个人，因为教育机会的获得总是通过个人表现出来的。高等教育的产品需求的对象是高等教育产品，即受教育者完成教育过程后所增强的人力资本，需求主体是各级各类的用人单位和整个社会。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从无到有，并且有了一定幅度的提高，但希望入学的学生数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说明在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市场中，高等教育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的反映欠敏感，缺乏弹性。另外，我们从影响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其他因素中也能够证明这一点：首先，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根深蒂固，高等教育在消费者心目中和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是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程度越高的商品，其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小。其次，我国大众对于高等教育的预期价值非常高，将其看作是生活的出路，认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改变现状、获得较高的个人收益和社会地位。预期价值高的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小。高等教育的供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高等教育机构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教育机会或教育产品，是愿望与提供能力的统一。按照高等教育供给对象的不同，高等教育供给可以分为高等教育机会供给和高等教育产品供给。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对象是高等教育机会，供给主体是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高等院校)。高等教育产品供给的对象是高等教育产品，供给主体也是高等院校。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决定的。从高等教育供需双方来看，高等院校是唯一供给主体，而收益方则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和社会。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高等教育外部正效应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者应该是政府和受教育者本人。按照经济学理论，纠正外部效应所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就要使得提供教育的高校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等。那么，高等院校的培养成本首先应该从接受该产品的消费者处得到补偿，其次要从政府那里得到相应的补偿，无论是何种情况，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供给者成本与供给者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则资源配置便可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2.均衡价格的存在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它能够使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如果为了让某些低收入的消费者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降低价格，将打破均衡，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在我国应该从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助学、贷学体系入手来解决低收入者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为受教育者提供均等机会。三、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实施是因为原有的免费制度无法实现潜在利益，从而使行为者产生了新的收费制度安排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也是一种具有特殊目的的特殊经济组织，可以运用组织创新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安排之所以会被创新，是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潜在利益，从而行为者产生了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即一项新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计收益大于预计成本时，才会实施。大卫•费尼 (David Feeny)指出，制度变迁的供给是极其重要的，需求诱致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实现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就是制度变迁的供给。我国教育收费制度的变迁经历了较缓慢的过程。原有的全额拨款制度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我国的人口现状极不协调，高等院校的入学机会成为稀缺资源。这种体制下，一方面不利于我国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也必将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技术大发展。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被政府认可、加大改革力度后，经由自上而下、从局部到整体的渐变过程。在这种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之间的传递轨迹平滑，震荡很小，从变迁主体看属于主动变迁和创新，从范围变化看属于从局部到整体的变化。在整个过程中，收费制度变迁得以成为必然的、可行的最关键和最充分条件，在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大环境。因为，任何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都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高等教育收费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包括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教育经济地位及其社会价值趋向与群众的心理承受力。 D•W•布罗姆利从供需方收入的角度对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给出了一个公式。他指出：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制度供给者就会致力于制度创新。但由于现时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有关的成本，因此，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一个可采取的分析是衡量变迁的潜在。收益是否能够补偿那些相关群体源于这种变迁的损失。“如果，这种补偿是可能的，即使它没有实际发生，并且如果在给受损失者进行假想上的补偿之后潜在收益还有剩余，那么变迁就满足帕累托改进的前提条件。”我国高等教育从原来完全由政府福利提供资金的模式到现行收费制度的形成，变迁后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高等教育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增长热点，教育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2003年底，我国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已达1000万人左右，按照每生5000元学费和5000元的生活费支出和其他费用计算，居民每年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高达1000亿左右；高校收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高等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个人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制度变迁的成本除包括相关群体源于这个变迁的损失(机会成本)外，还应包含变迁的摩擦成本和变迁的实施成本。体制转轨过程就是一个资源调整和利益分配的过程，在新旧体制摩擦和排斥过程中，学校教育产权界定不明确、各方利益重新调整不一致、人们对转制的预期不明确、计划经济的惯性和市场体制的不完善、利益受损人群对新体制的抵触这一系列因素将造成大量的制度变迁成本。并且，这些成本不仅存在于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于体制改革后，旧的消极体制还在起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过改革建立起来的新体制仍然是在传统的教育理论的轨道上运作。在制度转换或变迁的系统工程中，传统体制的消极方面仍在继续起作用，阻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正常运转。收费制度与政策安排上的滞后、缺陷、失误以及不完善，直接造成我国教育投资的长期短缺、路径依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促进体制变迁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正确定位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管理职能，使高等院校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办学主体，真正享受独立的经济利益，这对于制度变迁目标的实现和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李梅英来源：《江苏高教》2006年第4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38:53 2006) 提到: 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2006-9-12 摘要：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达到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通过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通过人的思维和管理方法的更新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通过大众化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改变。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机制；述评高等教育作为人才资源的生产基地，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所关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改善，使得知识的活化频率进一步加快，技术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速，制度的创新理念进一步确立，管理的科学民主进一步突显，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一、高等教育通过改善人力资本达到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帮助受教育者掌握文字和计算等认知的与生产的工具，以及经济领域中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包括经济活动需要的高深学问和创造能力，使受教育者发挥出巨大的主动作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活动过程的改进。”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舒尔茨认为“劳动者成为资本拥有者，不是由于公司股票的所有权扩散到民间，而是因为劳动者挖掘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的技能——学习能力、完成有意义工作的能力、进行各种文娱活动的能力、创造能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没有谁能够把“人”和“存在于人体身上”的这种资本分开。经济学家们对教育的经济贡献作过定量分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有一定的比例，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也越来越大。早年的舒尔茨、丹尼森、斯特鲁米林、科马洛夫、科斯塔年等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计算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是35%左右。我国学者、曲桢森、王玉昆、韩宗礼等也对我国教育的经济贡献作过定量分析，得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0.7%、9.4%、60.8%。崔玉平采用丹尼森和麦迪逊的算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这期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叶茂林、郑晓齐、王斌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出1981-2000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1.17%，其中研究生程度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1.38%，高等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2.88%。闫学元、张宝贵计算2002年天津市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76%。杨盛菁采用丹尼森系数法、复杂劳动简化法和修正的劳动简化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82-2000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我国1982-2000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35%之间。尽管运用的方法不同，测算结果也有较大差异，但至少可以说明教育对经济长期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且贡献份额越来越高。当然，人力资本理论尽管目前能定性地说明人力资本对增长有显著的贡献，但定量分析仍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但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仍然日益显示出来。索洛讲过：人们“应该采取一系列步骤(即使它们是不完善的)来改进现有的工作，而不是把精力仅仅限于对不完善性的漫无止境的攻击上”。二、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恰恰是人力资本，是决定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源构成国家财富的基本因素，资本和自然资源只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力是积累资本、利用自然资源、建构经济组织、促进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教育包容了个体与社会的抱负，是发展人力资源，维持社会竞争，促进社会流动和创造美好环境的手段。教育的影响异常深刻和长久，昭示发展和正义”。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对人的投资，但是并没有给予知识、思想、理念等因素以应有的足够重视。而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因素恰恰是更重要的。1980年代后期，卢卡斯、罗默等人提出了新增长理论，从而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人经济增长模式中，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从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上看，随着生产力发展中科技进步因素的日益重要，高等教育将成为科技进步的直接动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80%，中国高校科技正在迅速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二十多年来，高校科研经费不断增长，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中，高校占70%以上，重点项目约占60%，“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占50%以上。据研究，在1960-1978年近二十年中，注重人力资本密集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68%，而实施物质资本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则为3.86%。进入20世纪80年代，差距越来越大……世界银行高级专家萨哈罗普勒斯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做了大量的跨国研究，得出1994年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世界平均的个人收益率为30.7%、17.7%和19%，并指出了世界三个层次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趋势分别为18.4%、13.1%和10.9%。可见，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也就越大。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在2003年度全国部分高校科技处长会议工作报告中说，2002年高等学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共计4497项，占项目总数的77.43%；获重点项目111项，占项目总数的53.37%；获自由申请项目3500项，占项目总数的77.73%；获地区科学基金203项，占项目总数的84.23%；获国际合作基金55项，占资助总数的69.62%。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95项，占资助总数的59.38%；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94项，占项目总数的74.62%；2002年高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4项，占授奖总数77.8%。高校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0项，占授奖总数的43.5%；高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项，占公布授奖总数的25%；高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43项，占公布授奖总数的29.1%。因此，高等教育能大力推动社会进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三、高等教育通过人的思维和管理方法的更新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保持快速协调发展，与教育的贡献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分不开的。1977-1997年二十年来，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910万人。成人教育二十年来也得到较快发展，共培养毕业生约1000万人；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1979年至1997年，普通高等学校累计向社会输送大学本专科毕业生82.91万人，为前30年的2.58倍。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4年高等学校在校生突破2000万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开始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到2003年底，我国累计培养研究生93万名，其中82万名硕士，11万名博士；目前在校的研究生规模是79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4.35万名。他们已成为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骨干，在研究能力、创新意识、学术水平、组织管理才能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而且为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打下了人才基础。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人的思维和管理方法的更新。诺斯等人曾将制度分析整合到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中去，创建了“新经济史学”，得出的结论就是“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斯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指出，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制度变得更加完善，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因此，在技术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并能实现经济增长。我国学者陈昌兵、徐海燕在用含有制度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出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35%。王文博等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管理创新以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了1982—1999年间各年的制度贡献率和管理贡献率，指出从1994年起，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开始发生正面的作用，并且贡献率稳中有所上升。马魁东、冯英浚在《管理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4期)一文中，利用等效益面生产函数和增长速度方程测算了1996—2000年我国及其各省市国民经济增长中管理的贡献率。此前，他们在《管理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一种测算方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一文中，在等效益面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推导出经济增长速度方程，进而测算出2000年全国管理要素在工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对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尤其研究型大学应努力成为吸引、集聚创新人才的摇篮，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核心在于学科建设水平，同时要强调制度创新，这样才能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四、高等教育通过大众化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改变教育具有综合的和多方面的效益，这些效益将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许庆豫(2000)认为，“通过人的培养，教育一方面表现出直接的经济意义，另一方面还释放出综合的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优化及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要求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尤其是从事第四产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的人员，若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很难说是合格的从业人员。日本战后经历了起飞阶段(1950-1970年)和工业化阶段(1970—1979年)，这两个阶段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2%和5.4%，人力资本的提高分别为0.5%和0.6%，其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从起飞阶段的4.9%提高到工业化阶段的11.11%，变化巨大。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知识型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如美国和韩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的比例分别占87%和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35%和23%，相比之下，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只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者占8.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则不足5人。因此，我国要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使我国由一个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我国从1999年开始扩招，现在全国高校在校生规模已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9%，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企业或家庭都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对GDP的增长也就有了直接贡献。丁小浩、陈良对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扩招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指出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48万学生，导致了各部门新创造就业机会256208人，饮食业增加4.7520亿元，高等教育部门增量48亿元，各经济部门增量56.6304亿元，其所带动的国民经济总支出为129.9894亿元。韦进(2003)关于教育的收益率分析也得出：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的收益率，个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在高等教育中更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44个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社会教育收益率的计算结果如下：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顺序，不同国家各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发展中国家27%、16%、13%，中等国家16%、14%、10%，发达国家13%、10%、9%。由此可见，我国1999年以来实行的高等教育扩招达到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但是，也要注意到，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不是永恒地和稳定地促进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许庆豫(2000)认为，在当代公共教育制度中，过度教育对就业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也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信息化程度和知识经济成分的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通过知识创新和高科技孕育新的经济生长点的期望值增大，经济社会发展对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对高等教育依赖性不断增强，社会对人才层次需求还将重心上移，对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将要求更高，特别是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作者：河海大学杨亚军淮阴师范学院李洪天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年第6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39:18 2006) 提到: 英国高等教育每年为经济贡献450亿英镑 2006-6-14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代表英国大学校长的组织Universities UK10日公布了针对英国高等教育对英国经济造成的效应所进行的调查的结果——长达38页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经济影响》：英国高等教育的价值在4年之内增加了100亿英镑并且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450亿英镑，这比飞机制造业和制药业都还要多。 Universities UK的主席爪蒙德•博恩教授说，高等教育是英国的主要产业之一。该调研显示，海外学生为英国大学提供了大笔丰厚的额外经费来源；不仅如此，而且英国大学每赚进1英镑，就会连带地让周边产业赚进1.52英镑。调查发现，英国高等教育2003年至2004年的总收入为169亿英镑，比前一年度的总收入多出41亿英镑。此外，英国高等教育的出口收入为36亿英镑，并且提供了28万个全职的工作机会。另外，英国高等教育还连带带动周边产业赚进了256亿英镑。这一调查还发现，高等教育在英国经济的地位仅次于法律服务和附属金融业。博恩教授指出，“过去，我们倾向完全注重于高等教育机构对英国经济的大致效应，但是最新的调查提供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新证据，并确认了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去年在北京的演讲上所说的话，即英国高等教育对英国经济具有越来越高的价值。” 俄罗斯能源经济增长下的高等教育 2006-6-12 摘要：俄罗斯独立后，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度举步维艰。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教育被视为商品的言论在全俄受到普遍的批评。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攀升为俄罗斯带来滚滚财源，俄罗斯经济的繁荣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整个俄罗斯政界和学术界，都把教育兴国看成是俄罗斯重新崛起的重要途径，人们看到了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希望，但也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关键词：俄罗斯；能源经济；高等教育前苏联虽然解体了，但前苏联曾经的强大仍然令老一代的俄罗斯人沉浸在曾经的幸福和自豪的回忆中。“在斯大林体制被终结之前，前苏联人民健康而有教养，地位最高的是儿童，出生率明显高于死亡率。在苏联领先美国几年进入太空后，连美国都开始慌乱起来，美国人搞不懂的是，什么原因使苏联超越了自己。结论当然是苏联教育水平明显高于美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举步维艰，高等教育的资金问题成为政府的一个负担，这是俄罗斯高等教育率先走向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能源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发展看到了希望，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能源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模式被视为“荷兰病”并浸入高等教育教育是国家的，也是社会和民族的。俄罗斯单纯依靠石油资源出口支撑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其他领域的经济增长。2005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从2004年的4.5亿吨提高到4.9亿吨，出口从1.8亿吨增加到2.2亿吨左右。国际油价在上涨60%的喧嚣中使得俄罗斯全年的“石油美元”超过卿亿美元，贸易顺差也逼近了1000亿美元左右，整个外汇储备在2005年底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这种骄人的经济增长模式被俄斯人视为“荷兰病”并且有浸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危险。“荷兰病”源于20世纪50年代。当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荷兰为此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以后，其他工业在荷兰却逐步萎缩。由于这财富来源单一，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逐渐消失，荷兰最终在多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到印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这种因受到资源型经济单一增长而影响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现象被国际形象地比喻为“荷兰病”。俄罗斯因石油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目前已经影响到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由于石油出口的旺盛也使卢布稳中有升，其直接结果是俄罗斯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减弱。俄目前CDP的增长主要靠石油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拉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非常大。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对俄经济增长率贡献超半，这种依靠石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是种单一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风险也大。俄罗斯能源经济增长的实质是资源出口。经济增长患上“荷兰病”，高等教育也难幸免。高等教育要服务于市场，由于能源行业及其相关领域部门受高增长的影响，职业收入已经成为各社会行业的楷模，大学的相关专业一时成为热门。能源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可见一斑。 (二)稳定基金与高等教育鉴于199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俄罗斯政府在2003年12月23日正式颁布第184号联邦法令，规定自2004年起设立联邦预算稳定基金，并将其补充进(俄罗斯预算法典)中。联邦预算稳定基金是俄罗斯联邦预算资金的一部分，由石油价格超过基准价格的形成的超额税收收入和财政年度初联邦预算资金余额及预算稳定基金本身资本运营的收益部分组成。稳定基金采取单独核算和管理，规定使用的条件是用来弥补联邦预算赤字，在基金总额超过5000亿卢布，允许根据国家的具体需要来决定其用途。而具体使用的额度则由每个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法来确定。预算稳定基金作为政府预算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目前稳定基金已经超过5000亿卢布。截至2005年10月1日，其规模已达到9607亿卢布(约331亿美元)，年底前将达到1.3万亿卢布(约448亿美元)。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决定将超出部分用于弥补联邦养老基金预算赤字(约700多亿卢布)，并用1680亿卢布提前偿还部分外债。事实上，到2005年10月，俄联邦财政收入提前实现全年指标，达2.7467万亿卢布(约980亿美元，1美元现约合28卢布)，盈余5094亿卢布(约180亿美元)。目前俄罗斯各界都在动用一切游说手段力求在新增的石油财富中分一杯羹。稳定基金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只需其十分之一，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就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二、高等教育的希望 (一)高等教育的预算增长水涨船高不管怎样说，俄罗斯能源经济的增长都会促进高等教育的预算增长。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3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2003年，俄石油行业收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石油出口收入达407亿美元，石油产品出口收人达14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高等教育在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每100美元中就有35美元是来源于石油行业。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增长促进高等教育的预算增长，可以从其教育经费预算上得到答案。俄罗斯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俄罗斯能源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能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近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95年教育总支出3.86%，高等教育占2.23%，1996年教育总支出3.5%，高等教育占2.0%，1997年教育总支出3.49%，高等教育占1.99%，1998年教育总支出3.44%，高等教育占2.06%，1999年教育总支出3.6%，高等教育占2.26%，2000年教育总支出3.75%，高等教育占2.28%，2001年至2005年俄罗斯教育总支出均高于4%，高等教育占2.5%以上。由此可见，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预算与国家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而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增长与能源经济的增长成正比。虽然俄罗斯政府目前并没有对高等教育加大投入的意向，但高等教育的预算增长水涨船高还是给大学带来了普遍的希望。 (二)工资提高的预期有利于高校教师队伍的稳定在俄罗斯每1000名(15岁及15岁以上的)俄罗斯人中，有133人受过高等教育，18人接受过不完全高等教育，219人受过中等专业教育，219人受过普通中等教育，202人接受过不完全中等教育。这使得俄罗斯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俄罗斯人引以自豪的。但这种自豪感随着高校人才的缺少而面临挑战。2005年4月，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对全俄6.8万个企业单位的3300万名职工进行了工资收入调查，结果显示，在俄罗斯10%收入最高人群月平均工资是10%收入最低人群月平均工资的26.4倍。据悉2005年这一差距虽然会略有缩小，但仍将接近25倍。目前俄罗斯有三分之一的教师和29%的医护工作者的月工资在全国最低工资以下。轻工业企业和农业领域的职工工资也普遍偏低。而职工工资较高的是金融和油气开采等行业。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用石油收入来大量增加社会开支。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允诺，在今后几年内，每年至少拿出40亿美元，改善被忽视了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体系。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生产国，普京总统要使用由于油价高涨而增加的收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的公共雇员的生活水平。为此俄罗斯的医生和护士的薪水将增加一倍，科学家和高校教师的薪水将增加两倍，达到每月1000美元。增加工资的钱从哪里来?俄罗斯高校的教师不得不承认，源于油价上涨而来的稳定基金将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俄罗斯教育与科技部部长富尔先科承诺，从2006年11月1日起，提高科研机构和大学教师的基本津贴工资。具有副博士学位的由过去的900卢布上调到3000卢布，具有博士学位的由1500卢布上调到7000卢布。 (三)贫困大学生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目前俄罗斯的有偿教育已经率先在高校展开(占51%)，有偿职业教育占39.5%。现在不能说各地的经费情况都不尽如人意。如列宁格勒州近三年来教育领域的预算增加了2倍。不久前俄最高法院批准允许合作创立中等教育机构的文件，这从长远讲为学校的经费来源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至于联邦预算，首先考虑的是工资的最低限额和国家为学校拨款的额度标准。“俄罗斯教育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为学校的拨款模式将呈多元化趋势。同时俄罗斯政府制订的联邦标准，作为国家对国民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形式及计算接受补助地区的具体数额的基础，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俄罗斯联邦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高校的经济自治和预算资金使用的绩效。俄罗斯从2004年9月1日开始将贫困大学生的助学金提高了5倍，普通学生的助学金也从2005年1月1日开始上调了1.5倍。石油收入的多少是俄罗斯联邦预算中贫困大学生助学金的来源。就在2005年11月30日《俄罗斯报》消息称，俄罗斯教育与科技部部长富尔先科对记者讲，2006年俄罗斯大学本科生最高可以得到800卢布／月，研究生2000卢布／月，博士生3000卢布／月(28.8卢布约为1美元)。由此看来，能源收入的增长为俄罗斯贫困大学生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三、俄罗斯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寡头经济与贫困仍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 “寡头资本主义”形成于叶利钦时代。1996年寡头们运用资金和媒体帮助叶利钦保住了总统地位。这种功绩使寡头们不但在经济领域得以大赚特赚而且在中央政权核心也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国家的主要财富流向寡头们。普京将寡头垄断问题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经济增长速度直接有关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继续对所谓自然垄断的大公司进行改革。对经济的垄断部门进行改革应该对国家有利。不应该让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者——公民、市政府和国家在改革中受损失。合理调节自然垄断部门的活动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生产和消费价格的结构。这就是说，它们既会对经济和金融领域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居民收入的变化。“寡头资本主义”存在的结果是，小批的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与绝大多数的穷人产生严重的对立，从而危害国家的安全。问题的实质并非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渗透到政府管理层面。社会贫富的加剧，直接导致贫困大学生家庭数量的增加，同时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寡头经济不会完全被消灭，越来越多的家庭正面临子女升学所支付巨大费用的压力，寡头经济与贫困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大学教师收入低，历来是高校难以留住人才的主要原因。虽然2003年俄联邦政府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带来了额外的837亿卢布收入，2004年的额外收入也突破2000亿卢布，2005年的额外收入预计还会有大幅提高，但目前为止俄罗斯国家财政增收并没能兑现制定2004年预算和2005年预算时许诺的联邦政府将解决教师低工资问题。大学教师的贫困意味着人才继续流失的可能，所以影响高等教育稳定发展的问题也将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二)经济结构失衡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失衡。西方倡导的激进的经济改革使俄罗斯陷人了全面经济危机之中，危机程度已超过1929-1933年西方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和欧洲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40%—45%，而俄罗斯的工、农业生产均下降50%以上。工农业生产的持续下降，生产投资逐年减少，物价暴涨，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投资危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支付危机有增无减，外债、内债、三角债交织在一起，使俄罗斯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之中。在1990-1997期间，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约减少2／3。现在它与一些主要国家间的差距已拉大。美国的国内总产值超过俄罗斯将近11倍，日本将近4倍，德国1.8倍，其他欧洲大国约1倍。在国内总产值方面，俄罗斯比中国少85%，比印度约少50%。在人均国内总产值方面，现在俄罗斯比美国低85%，比经济发达国家低78%，比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低20%-25%以上；但略高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有很大起色，但主要靠原材料出口来支撑。经济结构仍处失衡状态。就目前状况，原料能源的出口收入是俄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来源，这种结构状况使能源经济的相关学科快速发展，而其他一些基础学科发展滞后，这已经引起俄罗斯国内外的担忧。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失衡势必会影响到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现在来看，还不能说俄罗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一直疲软。国内经济的好转为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俄罗斯得益于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上涨，已经结束了经济持续10年衰落的尴尬和噩梦，从而进入一个稳定的经济复苏期。普京在2004年5月连任总统后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经济已进入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并提出“强国富民”的战略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强国”离不开教育，如果处理不好能源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普京总统到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达到1万亿美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的“强国富民”目标将很难实现。作者：徐明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年第2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39:48 2006) 提到: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高等教育改革 2006-3-17 要想真正理解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必须理解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经济改革，就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经济高速增长对人才的需求，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使中国大学管理运行的外部制度化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导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一系列重大改革。据此，本文将从中国经济转型、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挑战三方面阐述上述主题。一、中国经济转型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巨变，在过去的26年中，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平均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达9.3％，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能够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怎样取得的呢?可以肯定地说，是改革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上世纪 50年来从前苏联借鉴过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诸多弊病，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因此，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一整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支撑，而且有巨大的结构惯性和心理惯性。改革决非易事。因此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非常艰难但又是相对成功、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对此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做过许多研究，粗略地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环节和方面：旧体制的巨大惯性使得改革举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的。1978年，安徽风阳的十七个农民血书包产到户合约，以极大的勇气启动了中国农村的变革。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农产品的供给大大增加，从而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农村改革不仅增加了粮食供给，也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于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改革由此步入了第二个环节；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从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说，乡镇企业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市场中的发展。随着这些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的阵地不断缩小。经济转型的第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环节是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些经济特区作为市场经济的窗口，在全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随着经济特区的不断增加和发展壮大，市场经济的阵地也不断地扩大。经济转型的第四个方面是商品价格的逐渐放开。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双重价格体系过渡后，到1990年代后期，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中国采取的比较平稳的过渡方式，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而明智的。以罗马尼亚为例，该国进行的改革是休克式的改革，引发了通货膨胀，本国货币急速贬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推进经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最核心的第五个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形成。在这个问题上，北大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厉以宁教授提出了国有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革，现今这一主张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式。在实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积极鼓励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及外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这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企业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分进一步扩大，计划经济的阵地进一步缩小。当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平均每个星期，有约超过10亿美元的外资进入中国，平均每年约有600多亿美元投向中国。这些外资的进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当然，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一系列改革外，还有范围更加广泛的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经济改革，例如，财政金融方面的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等等。综上所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并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保持了货币稳定，工业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市场经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转型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高等教育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需要高等教育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回顾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增加了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从而增加了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同时，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极大地增加了对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在这种双重需求的强力驱动下，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都不断增加。第二，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变。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不仅仅是因为有巨大的双重需求，更重要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宏观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计划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借以运行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的发展计划。国家计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国家的发展计划，制定人才需求计划，与高等教育部门协商高等教育的系统计划，招生计划，课程计划和教学计划，学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按照计划接收人才。大学是整个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环节，是政府的附属物。学生是按照计划来培养的，学生被锁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作为计划经济的生产要素来进行培养，分配到哪里就得去哪里。而新的运行机制的逻辑起点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人才市场的需求，是社会经济发展在人才市场上的反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完全依靠国家统一分配。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质量就至关重要了。制度化环境的变化和新的挑战的出现，无形地驱动各高校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并提高教学质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少的就是这种驱动。第三，高等院校隶属关系的调整和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例如，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等几十个中央部委分别拥有和管理着自己的高等院校。部门之间人才分布不合理，人才难以有效流动。一方面人才积压，另一方面人才匮乏，使得有限的教育投入所取得的社会收益不高。为适应经济转型，通过“共建、合并、合作、划转”等方式对高等院校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全国原有的700多所高等院校经合并调整为200多所。第四，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中国目前已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400多个专业，通过合并拓宽，减少到200多个。在这一方面的改革中，北大也走在了前列。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中提出了注重“拓宽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改革理念，并注重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创造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注重能力培养和全面素质的提高。这一思想在80年代是领了风气之先的。第五，高等教育的财政改革。包括：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改革，高等学校经费使用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革四个方面。第六，高等教育的人事制度改革。简而言之就是重新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从终身制的“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转变为“择优扶重、奖勤罚懒、优才优用、优劳优酬、鼓励竞争、促进流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事制度。第七，高校后勤改革。能够社会化的部分实行社会化，其中包括做到全口径成本核算，服务竞争与提高服务质量等等。第八，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促进了中国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三、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挑战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回顾，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高等教育的规模继续扩大，压力非常大。第二，质量问题。质量投入要求跟不上。1998年，我国高等学校每年招生约100万，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年招生数大约在400万左右，学生数量的迅速增长，配套设施以及人员安排很难短时间内匹配增长，因而高等教育质量令人担忧。第三，高等教育学生的毕业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如何引导高等教育毕业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第四，发展中的地区差异。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关注。目前衡量地区间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指标有如下几个：每10万人中的大学生数，生均高等教育经费等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也有地区差距，但是没有中国差距这么大。第五，不同社会群体的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中国目前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45，远远超过警戒线。教育公平无疑是解决未来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之一。第六，中国加入WTO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第七，高等教育改革的巩固和深化。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仍要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将高等教育改革演化成为一种制度，进而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中国的高等教育才能走上长期的、持续的、健康的、发展的道路。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都是与经济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的，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教改革的节奏和方式是与经济转轨方式相联系的。这些改革举措必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不断巩固和发展，而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也必将推动经济转型和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者：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第10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40:27 2006) 提到: 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上) 2005-10-14 摘要：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大量的事实证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全国各省份中，吉林省的高等教育有较好的基础，多项指标排在全国前列。如何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应当认识到，为地方经济建设发展服务，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使然，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深化高等教育各项改革，推动高校积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体系；人才培养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证明，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它们是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一体化发展的。没有高等教育提供高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一个地区如果没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作为基础和支撑，要取得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吉林省高等教育有着很好的基础和突出的优势，但吉林又是一个欠发达省份，经济总量小、财政实力弱，是“小”财政支撑着一个“大”教育。必须从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努力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把丰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和商品，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实现高等教育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一、为经济发展服务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任务人类进入21世纪，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和重组，引起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性变革，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功能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它从为少数人提供专门训练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从学术的“象牙之塔”到与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从相对封闭、身处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到置身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不仅在知识生产、传播方面起到重要基地的作用，并且不断地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和课题研究，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库”，成为哺育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孵化器”。事实证明，为经济发展服务，是几百年来高等教育基本功能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一）为经济发展服务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近代大学在欧洲诞生至今，高等教育的功能从单一的培养人才扩展到教育、科研和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社会逐渐演变的产物。具体说，高等教育功能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和它们所处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相一致的。西方早期的大学，比如古希腊的修辞学校，是以培养演说家、雄辩家为目的；而中世纪大学是随着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应运而生的，其培养目标是神职人员、医生、文学家、哲学家，以此为欧洲封建特权阶层服务。这些大学单一的人才培养功能是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当时，社会生产活动主要是手工劳动，社会要求的主要是普通经验型体力劳动者，产品的数量、质量也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经验和手工技能，这些主要是靠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通过世代相传和自身摸索形成的，而高等教育在改进生产技术、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作为高等教育的功能，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要求科学为其开路，要求高等学校能够培养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批英才，于是产生了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功能。这一功能的形成是以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为标志的，经过英、美等国大学的先后效仿，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了高等教育传播、发展科学文化的功能，部分学校还形成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两个中心，为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作出了贡献。高等教育的第三功能——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形成的。19世纪中期，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越了欧洲而一跃成为世界中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等学校要广泛地服务于社会，特别是为经济发展服务。1862年，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又称赠地法案），这项法案要求在每个州建立一所“赠地学院”，并要求大学在不忽视传统学术研究的同时，向学生提供“农业、采矿和制造工艺”方面的教育。到1914年，美国各州普遍建立了由联邦政府、农业部和赠地学院合作领导的农业推广系统，形成了教学、科研和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教育教学体系，形成了著名的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威斯康星”思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威斯康星思想为美国的大学普遍接受，并得到全世界大学的效仿，形成了高等教育三种功能并存的现状。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三项功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项功能的产生都把高等教育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了一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规律。（二）为经济发展服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高等教育的重任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我们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也明确要求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为新时期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人才支撑、智力支持等方面的特有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一要增强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和发展科技的功能。学校是知识的殿堂，在以知识加工、传播和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未来社会，学校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基地，是知识创新、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要紧紧依靠高校科研力量，把它们建设成为我省基础科学研究和重大应用科学研究的中心，科学文化知识生产、传播的集散地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基地。二要增强高等教育的人才产出功能。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任何时代都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对于吉林而言，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就必须造就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百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我省是各类人才比较密集的省份，但高层次人才短缺等结构性矛盾仍十分突出，特别是缺乏与我省支柱产业、优势产业相关的，适应加入WTO后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创业型人才。培养和造就大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是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三要增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功能。从事科技开发和科研成果转化，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最近十几年才形成的一项新功能。这些年，我省高校在产学研结合方面作了大量有益探索，许多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改造，为产业结构调整作出了贡献，今后还应大力加强应用科学研究，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要依托高校创办一批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高校集中的城市形成若干科技园区，成为我省吸引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引进高新技术成果的窗口，成为加速技术集成与扩散的示范中心、开发高新技术产品的集散地。四要增强教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功能。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教育消费包括学费、学生伙食费、交通费、学习用品费、住宿费等。根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仅1999年高校扩招新增的51万人就在以上消费项目中导致国民经济产出增量约80亿元，导致相应部门带动国民生产总值约130亿元，并新创造就业机会25万个。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就业和创业能力对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当然，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短期作用，而且教育消费也对居民的其他消费具有挤占作用，因而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源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是它的主要功能，而且是能够发挥长期效益的功能。对此，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不能过分夸大教育拉动消费的功能。二、认真总结并学习国内外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经验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纵观各国高等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供我们借鉴、学习。（一）改革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进入21世纪，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以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为共同主题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正在广泛深入地进行。其目的是通过改革，培养高质量人才，推进科技进步，在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等方面占有优势，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以美国为例，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维持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场“大力改革本科教学模式，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迅速展开，已取得较好的效果。美国这次教学改革的特点主要有三个：一是调整教育目标，培养具有创造力、探究力的拔尖人才；二是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方面，强调二者的平衡与并重；三是通过提供尽可能多的研究机会，开设研讨课、跨学科课程等形式，重视培养本科生的研究能力，强调研究型大学的教学应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的学习应是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给予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创造性人才，为加快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已成为当今高等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二是全球范围知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促使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科专业变革与社会生产力结构变化同步已经成为教学改革的一大趋势。三是学科专业创新的本质是课程体系的创新，而课程体系创新的基础是课程与实践的结合，并建设相当大的数量与规模的课程体系。我省高等教育也要适应这一形势，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各高等学校必须强化国际意识、现代意识和服务意识，自觉融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大力开发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课程，不断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努力培养未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二）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产学研结合是高等学校三种职能的有机结合，是高等教育面向市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主要方式和重要体现。高等学校实施产学研结合，可以有效地将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各个环节有机整合，不仅有利于加强人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还有利于高等学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目前，产学研结合主要有四类模式：第一类是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政府或高校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这种模式十分简洁，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快、环节少、成本费用低。第二类是产学研同组化模式。某一产业或企业与高等学校共同组建科研机构，研究解决产业发展及现实中存在的技术障碍、管理问题，开发新产品。这种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高等学校现有的教育科研资源，减少了企业与高等学校相互寻找、谈判等成本费用，发现和解决问题及时、快捷，并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特点。第三类是委托模式，即企业委托高等学校进行某一项目的科研，这种模式具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企业与高等学校间的要素市场化，也增加了教育的成本费用。第四类是市场化模式。企业与高等学校不直接联系，二者都以市场提供的信息为行动的基础，科研成果的转化要通过科技市场来实现。这种结合以市场为纽带，缺陷在于转化的交易成本较高，而且还会出现供需脱节的矛盾。德国的高等教育推行产学研结合较早，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多种多样，前面讲到的四种模式同时存在。此外，被一些专家概括为“科研主导型”和“职业主导型”的两种产学研结合类型，对我们也很有借鉴意义。科研主导型的产学研结合，在高等学校与企业、研究机构间搭建了密切沟通的桥梁，不仅增强了高等学校的研发能力，而且使高等学校科研成果能及时地得以转化，加快了战后德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职业主导型的产学研结合，使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强化了人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成就了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企业造就了大批深受欢迎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从我省高等教育的基础、特点以及经济社会的需求出发，我们应鼓励高校博采众长，大力提倡建立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产学研结合模式，促使产学研各方密切联系，互惠互利，降低科研成果转化的成本费用，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三）建设高科技园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纵观发达国家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高科技园区特别是依托高等学校建设和发展的高科技园区具有重要影响和突出作用。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科学园、日本的筑波科学城等都是如此。我国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以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依托的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以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为依托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也都是高等学校直接哺育的产物，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发明和知识创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新技术产业兴起、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都正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高科技园区建设和发展的经验带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在园区内实施研制与生产，有机地把高等学校教师、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企业工程师结合起来，使教育规律和生产规律协调运行，既出人才，又出技术、产品，可以迅捷地将高等学校研发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二是高科技园区以其人才聚集、科技聚集的特点，形成了自身在高新技术成果形成、孵化和向生产力转移方面的强大优势，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阵地，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效应和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三是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建设，既有利于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企业从中获利，也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一批掌握高新技术的高层次人才，同时也增强了高等学校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各级政府要充分重视和发挥高等学校的作用，依托高等学校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并使其成为高等学校的高新技术向社会传统产业扩散的“辐射源”和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战略阵地。作者：吉林省政府李锦斌来源：《现代教育科学》2005年第4期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下) 2005-10-17 （四）地方政府利用高等学校优势，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利用高等学校的优势，加快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近些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有：一是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支持高等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二是以优惠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主动构建大学城；三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主动与高等学校协议合作。在这方面，美国犹他州的做法较具代表性。犹他州地处美国中西部的高原内陆，面积为22万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在地理、交通和资源上都不具竞争力，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在美国处于落后地位。但犹他州政府制定了一个适合本州特点的发展战略，使原本贫困落后的犹他州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犹他州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重视人才培养，发展多元经济，以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其它行业发展。表现在：一是富有创造性的高质量的教育是犹他州经济繁荣的基石。犹他州注重教育投入，州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额在全美排第三位，高等教育经费预算额在全美排第二位，有力的财政支撑使高校培养了大量高科技人才。二是促进科技产业化。他们率先在美国制定出州级“信息高速公路”实施计划，发展以软件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科技经济，带动了犹他州就业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三是围绕高科技产业制定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交通、电信、电力、供水等配套设施，不断强化政府宏观行为与企业、科技、教育微观行为的有机结合。四是经济政策始终体现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软件谷”利用其信息技术优势，积极向外输出技术、产品和人才，努力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国内的珠海市也以吸引全国著名高校异地办学为特色，走出了一条“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珠海大学园区建设模式。他们把教育的发展建设及时地纳入市政府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吸引了国内数所重点高等学校落户兴建分校区、科技园，地方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基地迅速建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又一种新模式。（五）企业创办高等学校，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国内外不少企业开始将自己的产业链条延伸到教育领域，以企业创办高等学校为主要特征的教育产业化现象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高等学校与企业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紧密地融为一体。目前，美国已有1600多家企业大学（《财富》500家公司的40％也在其中），西欧和拉美国家的公司也竞相效尤，像英国电信之类的大公司也在最近开始兴办大学。中国企业界也兴起了一股投资教育、兴办学院的热潮，在高等学校建立商学院、软件学院和新制二级学院。企业之所以将触角伸向教育领域，主要是认为这将给其带来丰厚的回报。一是投资于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虽周期较长，但相对稳定，风险小；二是投资教育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企业直接参加与其行业密切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既能不断扩大企业影响，又能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缩短人才适应期，实现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有机结合。可以说，企业创办高等学校，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教育产业来讲都将带来一场革命。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企业参与或直接兴办高等学校，对于转变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兴办高等学校，实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和高等教育多元化，并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参与或直接兴办高等学校，对于提高企业自身素质，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各级政府应在加强规范管理的同时，予以积极的鼓励和支持。三、切实加大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力度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高等教育要主动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在人才培养、科研开发等各个方面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并在服务中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在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开发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在政策、资金等各个方面给高校以大力支持，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对高等教育自身来说，必须切实强化服务意识，更新观念，加大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力度，使学校的各项工作中都贯穿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这条主线。（一）认真总结和分析我省高等教育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和不足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贯彻落实“二为”方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研究解决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依靠教育的问题。近年来，我省高校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大成效。一是推进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启动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一方面，我们积极调整高等学校布局结构，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办学效益明显提高。同时，启动了“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使各高校进一步明确了自身的办学定位和服务方向，强化了学科专业优势和人才培养特色，使学科专业设置更加贴近市场、贴近就业、贴近地方经济发展，更加适应我省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开展科学研究和进行科技开发。一方面，我们启动“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促进高等学校与企业的结合，经过10年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另一方面，在高等学校中培育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前景看好的项目；此外，还推进高等学校校办企业改制，所有高等学校的校办企业已全部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增强了校办企业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三是建设高等学校科技园区，孵化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积极实施“大学科技园建设工程”，在长春、吉林两市设立了吉林大学和北华大学两个科技园，并通过高校科技园区建设，促进高科技成果研发与高层次人才培养，不但培训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教师，而且增强了课题组的应用开发能力。四是配合县域突破，开展高等学校与县市科技对接。一方面，通过科研成果转让和合作开发，促进县市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发挥科技辐射作用，促进县市农业发展；此外，还开展了人员培训，提高县市人才素质。应该说，我省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需要，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一是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吉林省的产业需求错位，加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毕业生本省就业率较低。二是高等学校科研与地方产业的融合性差，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突出。三是高校与企业合作不紧密，教育优势没有转化为科技和经济发展优势。四是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高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不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五是教育教学内容远离经济发展前沿，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较差。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思想观念障碍。部分高等学校教育思想不够解放，教育观念比较落后，缺乏积极主动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识和观念。二是体制障碍。两级管理体制划分后，对高校的管理权限下放了，但高校服务职能没有及时得到转变，高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有些力不从心。三是工作机制障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还没有真正解决好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服务”与“依靠”关系。产学研相互依存、良性互动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也没有建立起权威和有效的社会人才需求反馈机制和预警机制。四是政策导向的障碍。高考指挥棒是政策方面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这需要国家进行改革和完善。从我们自身来说，主要是在招生方面，缺乏有效的、科学的社会需求研究，忽视就业导向，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适应。同时，传统的经费划拨方式，助长高校盲目扩大规模；原有的职称评定和学术奖励体制比较注重学术研究成果，忽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对科研工作者的创业精神和能力培养缺乏必要的引导和鼓励。（二）推进观念创新，牢固树立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高等教育要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就要求高校必须彻底破除为办学而办学、缺乏服务意识的思想，破除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造成高校在学科专业建设上普遍追求大而全，很少考虑实际能力和学生的需要，最终使高校自身发展远离经济建设的前沿。为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必须切实树立以下两种观念。一是教育的服务本位观念。首先，要考虑如何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各高校都要研究如何围绕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推进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来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高级专门人才，提供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其次，还要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当前，群众对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提高受教育者的就业和创业能力，是各级政府的义务，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责，是与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并行不悖的。此外，高等教育还要为公共事业发展服务。教育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发展教育，特别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缩小城乡差别、缓解和消除贫富分化现象的重要手段。同时，学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之一，高等学校必须在坚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提高全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教育的市场适应观念。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必须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把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变化调整教育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也是一种产业，学生是它的“产品”。要想使产品“适销对路”，就必须充分研究和抓住市场，面向市场需求办学，面向社会发展需要办学。要密切关注就业市场，研究就业市场，对市场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的反应能力，通过市场信息调整办学方向和学校定位，调节专业设置和人才规格，并通过市场打造教育服务品牌，形成办学特色和竞争优势。服务观念和市场观念，都要求高校必须始终关注和研究吉林地方经济的发展，面向吉林，面向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各高校在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开发等工作时，都要始终想到为吉林区域经济发展服务这一宗旨。（三）优化高等教育体系．加强学科专业建设首先，要根据吉林省高等教育现有基础和优势，并从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吉林发展的需要出发，建立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地方高等教育体系。要坚持教育、经济、科技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建设若干所国际上有影响、国内有地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师范大学和民族大学，建设一批与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的省内一流大学，建设一批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独具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形成一个教育教学资源优化配置、各高校错位发展、各有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其次，要启动新一轮省属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计划，按照积极支持吉林省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急需专业的建设，支持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专业的发展以及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的原则，建设一批适应我省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小康社会建设对新型人才需求的重点学科专业。要根据社会人才需求状况和发展趋势以及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布点情况，通过学科专业的综合水平评估，限制一批专业的发展，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人才培养效益。要制定倾斜政策，保护一批我省已具备一定实力和水平的艰苦行业、国家军工以及部分基础学科专业，为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适量储备人才和奠定学科基础。（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创业型人才各高校要从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开展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为目标的教育和培训工作，特别是要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注意增加就业岗位需要的知识，强化实习、实践环节，把就业指导课纳入学校共同课计划，实施全程有效的就业指导，让学生掌握求职择业的基本方式、方法、技巧，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从而建立以学生个性发展为目标，以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模式。一是转变教育思想，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这个人的全面素质，而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取决于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因此，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措施。二是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要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修订教学计划，改革课程设置及其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采用新的考试考核和计分办法，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三是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要普遍推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辅修第二专业，攻读第二学位，试行大学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支持学生参与各类社团活动，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四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能力培养。要加大对教学实验设施设备的投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育人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也要接收和支持高校学生的实习和实践。（五）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高校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大科研开发力度，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努力为吉林经济发展作贡献。一是积极促进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有国家、省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的高等学校，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其他高等学校也要根据自身实际确立不同科研方向，形成各自的特色学科和特色科技成果。要集中力量搞好特色科技成果的开发，加快转化应用过程。要引导高校的科技人员从市场和企业生产实际中寻找研究开发项目，发挥企业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要强化宏观管理，监控、协调、衔接科技成果转化中有关各方的关系，加快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高校要把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作为教师晋级、聘任和学术成果认定的重要依据，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二是大力发展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创办科技企业，组建一批以高校为依托的高科技产业集团进驻高新技术开发区。加强高校科技园区的建设，引进高新技术成果，发挥高校科技开发“孵化器”的作用。鼓励教师和科技人员创办、领办企业，或以专利、技术和工艺发明等自主知识产权入股，参与企业技术开发和管理。要特别注意发挥大学科技园的作用，从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发挥不同高校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坚持开放、多元化的方针，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金，加速园区建设，为高校师生创业提供支持，也为来自社会上、来自国外的创业者提供服务。高校要为科技园发展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注意给创新创业的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宽松的环境；同时，要通过经济关系，以产权为纽带，把大学的发展与大学科技园的发展联系起来。三是积极推行“科教兴农”战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市县科技发展协作工作的精神，以项目为载体，把高等学校和市县科技对接工作落到实处。高等学校要积极向对接县（市、区）推广应用价值较高的科研成果，广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加强“农科教结合示范县（市、区）”和“农科教结合示范镇（乡）”建设，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全面推动科教兴农战略。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要积极为“三农”服务。要通过各种教育和培训的方式，为农村培养致富奔小康的各类专业人才；要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要在招生入学等方面对农村贫困学生给予帮助，不能让他们因为贫困迈不进大学校门。（六）推进政策创新，为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创造良好环境各级政府必须在宏观政策以及各项措施上为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一是尽可能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高等学校优惠政策，支持高等学校科技园区建设和高等学校搬迁，扶持高校及其科研人员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二是政府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制度创新，激活高等学校这一学术组织的“细胞”。要建立促进高等学校科研为经济发展服务及成果转化的制度和机制，鼓励高等学校出售、转让科研成果和技术，支持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并根据转化成绩优劣确定对高等学校科研支持的力度和方式。三是抓紧设立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从国际通行模式看，解决高等学校科技成果开发与转化资金问题，必须有风险投资公司的参与。要紧密结合我省实际，以政府支持、市场运作为原则，扩大风险投资的渠道，引导风险投资业加快发展，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资来源。四是建立高校学科专业需求预警系统。通过建立按学校学科专业（部分特殊专业除外）的年度与前三年就业率反馈及排行系统、生源报考录取比系统和第一次录取新生报到率系统三个子系统，优化重组或淘汰相应的学科专业。还要建立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互动的调整机制，将毕业生就业工作与高校的事业发展适度挂钩，把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好坏作为高校扩大规模、增加经费等的重要参考指标；将就业工作与专业设置适度挂钩，把毕业生就业率作为高校设置专业的重要参考指标，对于社会需求不大，毕业生就业率过低的专业，要酌情减少直至停止招生；将就业工作与高校水平评估适度挂钩，把毕业生就业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引导高校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者：吉林省政府李锦斌来源：《现代教育科学》2005年第4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41:02 2006) 提到: 高等教育质量的经济学分析 2005-9-2 摘要：把高校、学生个体和用人单位这三个利益主体置于市场之中，从市场角度并运用供需、成本收益、竞争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分析和判断高等教育质量及其走势，最后提出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措施。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利益主体；市场 200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90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随着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关于质量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质量是否下降这一问题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高等教育质量确实有所下降，原因是招生门槛降低，进入高校的学生素质下降。同时，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加使高校本不充裕的资源更是捉襟见肘，高校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数量的膨胀所带来的办学条件短缺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并不认为高等教育质量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这种观点强调将入学分数低的学生当作素质低的学生的看法本身就不合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高分数和整齐划一的质量标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应该有各自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各自的特点和社会适应面，从而也应当有各自的教育质量标准”。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影响质量问题的不仅仅只是诸如经费、管理等问题，最为重要的还是观念性问题，即不同利益人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问题”。事实上，以上观点归根结底与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和理解有关。本文以为，高等教育质量就是高校为满足学生和用人单位的需要，为增强其自身活力和竞争力并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所体现出的特性与能力。这一理解首先强调高等学校是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主体，但其不是判断高等教育质量的主体。其次，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主体是市场上的用户。最后，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只有通过市场方能完成。本文就是把高校、学生个体和用人单位这三个利益主体置于市场之中，从市场角度来理解高等教育质量并试图运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分析高等教育质量的走势。即不再从知识论或政治论的角度分析质量问题，而是借用市场的一些规则，更多的是从消费者以及市场上的用户角度看质量问题，力求为思考质量问题提供另一个视角。 1 供需原理与高等教育质量在高校和学生之间，学生是“买方”，在用人单位和学生之间，学生则是“卖方”。学生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必然要根据人才市场的供需状况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高等教育消费决策。所以说，在高等教育的人口与出口，人才市场以及用人单位实际上起着导向作用。 1.1 就供应方来说，毕业生供给剧增自1999年普通高校扩招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越来越多。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是 108万，1999高等本专科教育共招生275.45万人，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达到382万人，是扩招前1998年的三倍半。学生入学人数膨胀得如此迅速，就业市场上的人才供给量也随之大幅增加。2003年扩招后第一批本科生毕业，高校毕业生达到212万，比2002年增加67万；2004年，大学毕业生达到252万，比2003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根据高校扩招的趋势，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在最近几年将形成一个高峰。 1.2 就需求方来说，用人单位的要求在逐渐提高在社会总体需求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毕业生供给的大幅度增加，使供需矛盾日显突出。古典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供给大于需求，必然导致价格的跌落。从现在各用人单位的人才录用状况来看，高等教育的“产品”——高校毕业生的价格正在贬值。因为人才市场上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不少用人单位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招揽博士从事原来硕士胜任的工作，招收硕士负责原来本科生承担的工作，而原来专科生的工作又被本科生替代，到最后，专科及其以下学历的学生则面临失业。综合各高校的有关信息，2002年和 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相对吃紧，除少数重点高校或热门专业外，多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较上年均有所下降，尤其是大专生下滑情况较为明显，受冲击最大的是地方高校和专科学校。2004年这一情况更加严峻。这样看来，随着供给的增加，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明显增加，而是提高了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换句话说，用人单位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要求而没有增加数量需求。 1.3 以高质量求生存现代市场经济原理告诉我们，在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下，只有满足市场要求的高质量的产品才能为市场所接纳，质量不过关的产品终将被市场淘汰。从高校方面来说，能否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的“产品”，以及“产品”是否适销对路将决定高校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高校必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其教育质量。从学生方面来看，在强大的就业压力下，学生将不再满足于接受高等教育，而是要选择高质量的高校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以求在人才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这种供需的压力也将促使学生自己积极主动地拓宽知识面，培养自身能力，提高自身质量。综上分析，从供需的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来看，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走势应该是提高的而不是下降的。 2 成本收益原理与高等教育质量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试行并轨招生，高等教育开始实行普遍收费制度。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2000年的收费标准猛涨，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区甚至提高20%。目前，有些地区的学费已经超过4000元。向学生收取适当的学费，是我国现行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新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不但是为了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也是为了正确引导社会消费，拉动内需，促进教育发展，改进学校管理，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学生作为理性的高等教育消费者，面对日益增大的经济压力，必然考虑自己在高等教育投资上的成本收益问题并根据成本做出决策。毕竟，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免费的午餐”。 2.1 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显性成本，即高校的学费。目前各地区各高校各专业收费不完全相同，但都居高不下。以北京、浙江、广东为例。北京市2000年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4200元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元至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的学费则突破万元大关。浙江省的大学收费为4000元，学院为3600元，专科学校为3200元。广东省 2000年的大学收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3800元至4800元，其中，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8所进入“211工程”的学校可上浮2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4所热门院校可上浮10%，艺术院校(包括普通学校中的艺术专业)的学费则高达4000元至10000元。由此可见，学生的显性成本一般最少在3000左右。学费标准由于学校的层次和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别，重点院校高于一般本科和高等职业学校，热门专业高于一般专业。另一方面是隐性成本，在经济学上称之为机会成本，即为做一个选择而放弃的其他机会所造成的损失。大学生和中学生不同，大学生的年龄一般都在19岁以上，是成年人，有参加工作和赚钱的能力，这是他们自己拥有并可利用的资源。他们考入大学学习无疑会放弃或部分放弃这一资源。这占教育成本中的很大一个比例。在美国，这种成本所占教育总成本的比例高达55%。在我国，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机会成本将是他们决定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2.2 边际效用在学生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更高层次高等教育的时候，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边际效用问题，就是增加一个单位的高等教育消费所带来的总效用的增量。如今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许多高校毕业生选择继续追求高学历，考研热度越来越高。随着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深入，对于投资于研究生教育的边际效用问题将为越来越多的考生所关注。继续追加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能获得更大发展吗?研究生学历是否能获得比本科学历更高的收益?这些疑问，将对高等教育的消费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综上所述，面对高昂的高等教育成本，选择进入高校的学生必然关注收益，选择哪些高校、哪些专业能带来更大收益?自己如何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使自己的投入获得最佳收益?这些问题是现在的学生开始普遍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学生都希望以最小的投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在相同收费条件下，他们总是希望能进入质量更高的高校，他们将充分考虑各高校的性价比，然后做出决策。学生的这种理性选择必然逼迫各高校提高自身质量，否则可能丧失生源，最终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学生在提高对高校的要求时也提高了对自身的要求。面对学费的巨大压力，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一种刻苦学习的动力。提高教育质量不再仅仅是教师和学校领导的任务，也逐渐成为学生自身的自觉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质量的前景必然乐观。 3 竞争法则与高等教育质量 3.1 客观的竞争现实 1999年，全国高等学校共1942所，比上年减少4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071所，比上年增加 49所；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共1813所，比上年减少12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041所，比上年减少 30所；2001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911所，比上年增加98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225所，比上年增加184所；2002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03所，其中普通高校1396所，比上年增加171所。与此同时，民办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到2002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202所。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数量在发展中时增时减，一些办学质量不高或不合格的学校在竞争中被淘汰，也不断有新生力量在竞争中成长起来。 3.2 竞争的可行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将有利于高校参与市场竞争。从1979年上海四位大学负责人在人民日报上呼吁高校自主权算起，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提出已经有二十几年了。特别是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也逐渐扩大。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来看，当前我国高等学校享有的自主权包括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等七项权利。这些基本权利的合法化使高校真正成为办学主体，为高校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可靠保障。面对竞争的办学环境，各高校怎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借用经济领域的通用说法：“质量就是生命。”高校要获得优秀生源，要争取优秀的师资，要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必须在质量上做文章，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反过来，拥有更多优秀的生源、师资和更好的社会声誉必然有助于高校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如此，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那些质量意识不高的高校如果长期放任自流，必将在质量与资源稀缺的恶性循环中逐渐丧失竞争力，终将被众多竞争者淘汰出局。因此，从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上看，高等教育的质量必将大幅提高。必须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分析是在这样一些前提假设中建立起来的：高等学校是一个理想的自主办学的实体，对于市场变化具有相当的灵敏度；学生是具有自主性的理性个体，能够对自己和市场环境作出正确判断；用人单位能够与高校及学生个体进行有效沟通，实现整个市场的信息对称。目前的高等教育现状还没能达到这种理想状况，因此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改进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这种对于质量前景的预测也只是一种对于质量应然状态的分析，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有哪些制约因素，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韩映雄，李华萍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05年第02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41:27 2006) 提到: 教育体制改革的公共经济学思考 2005-6-8 ——陈宪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演一段时期以来，围绕“教育产业化”展开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讨论，正在逐步引向深入。这里，大致要回答这样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当我们把一个经济体系按提供商品和服务来划分时，教育显然属于提供服务的部门。那么，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其二，在现代社会，教育是生产人力资本的经济活动和实现人际公平的社会活动。作为前者，教育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有着效率的要求；作为后者，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公平的基本手段。二者如何兼顾与协调？其三，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是否恰当？在教育这一活动中，市场和政府都在发挥自身作用。二者作用的边界如何厘定并有机结合？一、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广义教育是一种服务。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共有资源；从投入角度看，大部分教育项目是多元投入的混合物品。非营利性是教育的基本性质之一，从正的外部性（溢出效应）角度看，教育是公益品。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提供服务的部门被划分为消费者服务、生产者服务、分配服务和公共服务。以下分析将证明，教育与其中的公共服务、生产者服务和消费者服务有关。按照通常的认识，教育往往被视为公共服务，这不仅并不完整，而且并不确切。公共服务即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无法阻止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时该物品的特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并未减少其他人使用时该物品的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因为技术的（自然的）原因引起的，而非其他人为原因造成的。如果依据这一公共物品的定义来理解，是得不出教育是公共物品的结论的。首先，教育的排他是极容易的事：不付学费不能进校门或教室。其次，教育的竞争也显而易见，大课的教学质量一般是要下降的，尤其对外语、数学、艺术等课程是如此。因此，教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公共物品。现实生活中，义务教育如何成为公共物品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制度安排使义务教育成为公共物品，如我国《义务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我们可称其为制度性公共物品，以区别于本来意义的公共物品。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N•曼昆对物品的四种类型划分，更确切地说，大部分国家的义务教育应当是制度性共有资源，即法律规定其具有非排他性，但仍有竞争性。一个简单的证明是：课堂人数和教学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正因为如此，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的班级人数是有规定的。中国目前择校、插班等之所以收费，其原因也在于义务教育存在竞争性。如果要使义务教育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制度性公共物品，那么，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直至达到每一个边际（新增）学生，都能享受存量（原有）学生的平均效用。公共物品的另一个定义是，公共物品是没有价格的物品。因此，如果我们坚持义务教育是制度性公共物品，那么，对义务教育的任何收费，都必须取消。舒尔茨等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培训是一种旨在保持或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是对人这种生产要素的中间投入。中间投入可能来自三个主体：来自政府，这里的教育是公共服务；来自企业，这里的教育是生产者服务；来自个人，这里的教育是消费者服务。现实生活中，由于大多数教育项目的投入是混合的，就使人们产生了所谓主流的看法：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它既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又有私人物品的性质。我认为，准公共物品的提法，其涵义比较模糊。事实上，如果从排他性和竞争性角度，就称其为（制度性）共有资源；如果从多元投入的角度，就称其为混合物品。不同性质的教育项目，自会形成政府投入、企业投入和个人投入的不同比例。大部分教育项目是混合投入的，如现在的本科、研究生教育，其经费来源就是多元的。一般而言，公共服务在教育中的权数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扫盲阶段的初等教育可以看成是完全的公共服务，社会和他人从中收益很大，即收益的外部化或正的外部性很大，所以，各国几乎都实行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混合物品，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投资，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尽管社会和他人也会从中获益，但相对来说，主要表现为收益的内部化，即形成个人收益，因此，公共服务的权数下降。由多元投入所决定，教育项目有公益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之分。纯粹政府投入的教育是公益性教育，如义务教育；纯粹私人投入的教育，是营利性教育，如某些职业培训；大多数教育活动是由多元投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人共同投入）创办的，因此，非营利性是其最基本的性质和要求。在发达国家，私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投入一旦进入（捐赠或入股）教育发展基金或学校，一般就具有了非营利性。因此，除了义务教育和部分培训项目外，我们将教育定义为非营利性事业。根据外部性理论，我们说教育是社会最大的公益品。公益品与公害品相对应，是指不管人们的意愿而由政府决定其好坏的商品。显然，公益品具有溢出效应（正的外部性）最大的特征，而公害品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效应（负的外部性）。我们说知识、技术具有很大的溢出效应，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培训而实现的。因此，教育、培训在工具意义上具有溢出效应，知识、技术则在内容意义上具有溢出效应。提出教育是公益品，还在于强调，公益品不是公共物品，不要将二者混淆。通过厘清有关概念和提法，我们可以确认以下几个重要观点：1、在最一般意义上，广义教育（包括培训）是一种服务。2、用物品（服务）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分类，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共有资源；义务教育应当通过加大投入和完善立法，成为制度性公共物品；部分培训项目则是纯粹的私人物品。3、从投入角度看，大部分教育项目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特性，是多元投入的混合物品。非营利性是教育的基本性质之一，义务教育是公益性的，部分培训项目是营利性的。4、从正的外部性（溢出效应）角度看，教育是公益品。二、效率与公平：教育功能的分析就教育的经济性而言，效率是其主要方面；就教育的社会性而言，公平是其主要方面。在现代社会，强调教育权的公平，以及教育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教育既有效率的功能，又有公平的功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二者不仅无法截然分开，而且经常产生冲突。例如，有限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就反映了对公平与效率的不同价值取向。因此，就有二者如何兼顾和协调的问题。就效率而言，大致有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教育作为一种生产人力资本的经济活动，其本身有追求效率的要求。其二，教育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的活动，在投入为一定的条件下，就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就公平而言，也有两点是必须关注的：其一，公民受教育权的公平问题；其二，教育作为实现人际公平的社会活动，其对于克服贫富差距的作用。教育作为一种生产人力资本的经济活动，其本身有追求效率的要求。教育产出的数量方面，即规模问题，是比较容易衡量的。教育产出仅仅用数量衡量是不够的，但质量方面的衡量又比较困难，尤其在短期是如此。在短期，我们往往用一些考试、考级的通过率，以及获奖，来衡量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这比较片面。在长期，社会可以通过一个学校毕业生的成功状况，来衡量其教育质量，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投入为一定时，还有一个投入的结构（比例）问题，如多投入义务教育，还是多投入高等教育。这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以中国现阶段为例，如果将本来可以用于义务教育、从而有利于改善低收入人群受教育状况的政府投入，用来建设那些由指标定义的世界一流大学，那么，这些资源的配置效率就十分值得怀疑了。尽管目前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持，也存在不可比因素，但我认为，义务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是大于建设“一流大学”投入的。而且，这里还隐含着一个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判断问题。教育要做到的公平，首先是公民受教育权的公平。这里，受教育权主要是指受义务教育权，而公平则包括机会和选择的公平。非义务教育权的公平主要是指机会的公平，而选择则由个人根据自身条件作出，如考研究生的机会是公平的，但是否考，由个人作出选择。在受教育权方面，我们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这是因为，长期的二元结构，使身处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城市的人，享有较多的教育资源，而身处落后地区农村的人，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教育资源。过去，我们经常用教育资源稀缺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何用法制以及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来强行规定公民受教育权和义务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蛋糕的大小只能决定平均享有的大小，并不能决定是否平均享有。贫富差距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面对贫富差距，各国政府都会采取各种措施，最常见的就是对穷人和落后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教育能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这是已经被证明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K•墨菲揭示出，在当今社会，决定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第一位原因，是由知识累积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对物质资本的占有。另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P•阿格亨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谜：收入在不同群体（受高等教育与没受高等教育群体）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以及收入在教育水平相同的群体内部也拉开了距离。阿格亨的回答是，在工资结构与技术创新过程之间存在着内部联系，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必然扩大收入鸿沟。解决的办法是，尽一切可能做到教育机会公平，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劳动者之间有比较公平的分布，这将有效实现提高效率基础上的公平。综上，就教育的经济性而言，效率是其主要方面；就教育的社会性而言，公平是其主要方面。如果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教育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在现代社会，强调教育权的公平，以及教育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三、政府与市场：教育发展的思考教育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现代社会，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公平的。教育必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这是所有办教育的人必须始终恪守和实践的宗旨。由于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既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性，又有着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因此，任何社会的教育活动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的。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国民教育作出科学规划，指导其遵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健康发展；其二，制定相关法律，保障公民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规范教育活动秩序，创造良好的教育发展环境；其三，对教育主体的资质以及教育活动的质量进行监管和评估。这方面的工作亦可通过非政府组织来进行。在政府对教育活动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如何看待市场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显然，否定市场在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可能的。首先，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由市场配置的资源总是大部分，一般达到80－90％。因此，完全由政府配置的资源进入教育，是无法想象的。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进入教育，与这部分资源是否有营利性要求是两回事。尽管教育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大部分进入教育的市场资源应当是非营利性的，但这与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并不矛盾。其次，怎样理解市场，尤其是非营利性领域中市场的作用？市场除了是交易场所和交换关系外，经济学还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经济运行的机制，还是追求效率的精神。教育运行（活动）有自身规律，而且，从培养人的角度看，教育自身的规律发挥着基本作用。然而，从教育投入与产出的角度看，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能不、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否则，教育活动就没有效率可言。当然，对教育投入产出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产品和其他营利性服务。指出并始终强调教育的非营利性，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非营利性区别于营利性，首要的就在于是否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教育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有两个基本理由：其一，现代社会，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公平的。尽管这一以宪法保障的权利要完全实现还需做出巨大努力，但其理念必须体现在今天的教育活动中。同时，教育作为实现人际公平的社会活动，有着克服贫富差距的社会公正功能，因此，如果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教育活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那就不可思议了。其二，教育必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这是所有办教育的人必须始终恪守和实践的宗旨。如果不明确教育的非营利性，营利性和利润最大化就会成为教育追求的目标，由此将产生的严重后果，已经有许多现实的教训可以说明。正如不能简单地把产业和营利性挂钩一样，说教育是产业，也并不意味着教育就可以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就是指把教育活动改变为产业的性质和状态。本来，如果能够在正确把握教育产业非营利性的基础上理解产业化，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当下对教育产业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其主要表现就是忽视教育的非营利性，将产业化与市场化等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验表明，任何事情一旦“化”了，就一阵风了，一概而论了。教育产业化中不恰当地渗入市场化的因素，又被推而广之，这对教育无疑会是一场灾难。在现代社会，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其作用是中性、客观的，其结果有好与不好之分。这里，好或不好与两个基本因素有关。首先，与它所处的体制有关，也就是说体制好，市场机制就能发挥好的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好的体制获得效率的同时，又能够维护社会公平的均衡。体制不好，或有重大缺陷，市场机制不仅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也不可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次，与市场机制的发育、完善程度有关。单纯从市场机制角度看，其发育、完善程度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即便是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机制，也不能自动解决公平问题。因此，政府总是有配置资源的功能，其主要作用是解决公平问题。如果一个发育不足、不尽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一个存在缺陷的体制相结合，情况就会更加复杂，问题就会比较多。我们的教育目前就是在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引入了不尽健全的市场，所以，就出现了畸形的产业化、疯狂的乱收费。将这盆脏水泼在市场机制上是不对的。市场不仅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还代表着一种精神——追求效率的精神。美国作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写了一本《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揭露并严厉批评了当代美国的官僚主义，进而提出，要对政府进行企业化改造或改革，即“企业化政府”。企业化政府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改变政府组织的性质和功能，而只是试图使政府官员改变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当我们说到市场对教育的作用时，也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这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有深刻的意义。体现市场精神的教育体制改革，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将学校作为具有办学自主权的微观主体，使他们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充分享有办学自主权，进而对学校发展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其次，学校要根据政府的规划、社会及市场的需要以及资源条件的可能，对学校作出准确的发展定位。这一定位要在长远和当前之间找到均衡点，以解决当前存在的种种急功近利，例如，蜂拥而来的“国际一流”。第三，要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有效利用好一切办学资源。政府在配置教育资源时，公平原则是第一位的；学校在具体使用资源时，要更多考虑效率原则，使有限教育资源发挥更大效用。第四，教育管理体制、以及教育单位的内部管理体制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要继续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精神，加大改革力度，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使之更好地发挥各项社会功能。第五，鼓励多元投入，发展民办教育，这不仅能增加教育资源，有利于开发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且对教育体制改革也有着重要意义。体现市场精神的教育体制改革，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将学校作为具有办学自主权的微观主体，使他们充分享有办学自主权。其次，学校要根据政府的规划、社会及市场的需要以及资源条件的可能，对学校作出准确的发展定位。第三，要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有效利用好一切办学资源。第四，教育管理体制、以及教育单位的内部管理体制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要继续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精神，加大改革力度，更好地发挥各项社会功能。第五，鼓励多元投入，发展民办教育，这不仅能增加教育资源，有利于开发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且对教育体制改革也有着重要意义。讲演者小传陈宪 1954年9月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代表性著作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1995），《黏合剂：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中的服务贸易》（2001，合著）。出版两本随笔和评论集：《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41:54 2006) 提到: 教育与经济发展：美国巴西比较研究 2005-9-14 美国和巴西分别是从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独立出来的两个大国。在独立前，巴西比美国先进得多。葡萄牙人在16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对南美的殖民，而英国对北美的殖民则开始于17世纪初。在 16世纪末17世纪初，由于蔗糖经济的繁荣，葡属南美殖民地来自欧洲的人口，人均收入已经达到350美元（20世纪80年中期美元价格），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均收入直到18世纪初才达到这一水平。但是独立之后美巴两国的经济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一地位一直保持至今；而巴西经济则长期陷于停滞和衰退之中，即使在20世纪 60—70年代经历了所谓的“经济奇迹”之后，也依然无法摆脱落后的面貌。现代发展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开发的最重要形式，也是技术进步的最主要源泉。本文将从政府作用的角度，通过对比两国教育的发展情况，说明美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巴西政府对教育的长期忽视和政策失误，是导致两国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一、美巴两国教育发展现状比较虽然分别是各自所在洲最具经济实力的两个国家，但是巴西的教育发展水平同美国相比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2001年，巴西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只有86.4％，成人人均受教育时间不足5年，而美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文盲，1999年成人识字率为99％。2001—2002年，美国政府教育经费总额占 GDP的比例为5.6％，巴西只有4.4％；在绝对量上，美国为5824亿美元，巴西则只有199亿美元。从各级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巴西同美国也有明显的差距。除了小学的净入学率巴西高于美国之外，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都低于美国。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率，美国高达81％，而巴西则只有18％。同时巴西中小学的留级率高达20％左右，只有80％的学生没有留级或辍学而一直读到小学四年级，只有81.7％的学生能够完成小学阶段学习。美国各级学生的人均开支基本相当，小学、中学、大学分别为7608.9美元、8618.6美元和 9556.2美元；而巴西的教育开支则明显偏向于高等教育，中小学生每人的教育开支分别只有259.3美元和280.0美元，高等教育人均开支达1257.4美元，比前两级教育水平多出近1000美元，分别是前两者的4.8倍和4.5倍。二、美巴两国政府对待教育事业的不同态度与教育在两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一）美国教育事业在政府推动下的发展及其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1.美国教育事业在政府推动下的发展。重视教育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读懂《圣经》，北美殖民地自17世纪40年代就开始大量建立各种初级学校，而1636年建立的哈佛学院则开创了殖民地的高等教育。独立后，美国政府主要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1787年的《土地令》规定，每个镇区中的第16块土地要留作教育用地，以支持公共教育。1842年又将第32块土地也作为教育用地。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规定，按照国会议员人数每人拨3万英亩，共900万英亩土地作为各州创办学校的经费。1890年的第二个《莫里尔法》规定，每年直接拨给各州1.5万美元，以支持联邦赠地学院的发展。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美国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1860年，美国20岁白人公民的识字率已经达到90％。1890年，美国共有中学4158所，1913年猛增到21616所。1890年中学生人数为20万，1918年为160多万。 1870年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仅为5200人， 1920年则已增加到60万以上。大学的数量也从 1870年的563所增加到1920年的1041所。 20世纪前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既为中小学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也激发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成为美国教育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小学在校学生达到2000万人，中学入学人数从1920年的250万增长到1940年的700万。在高等教育方面，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发展是初级学院（后改称社区学院）的兴起。第一所公立初级学院1901年成立于伊利诺伊州，之后迅速遍及全美，1950年已经达到634所，学生人数也由1920年时的1.2万增加到1950年的56.2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在冷战中保持竞争力，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的作用。小学生人数在1970年时增至3500万，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 99.1％。中学在校学生数在1964年达到1570. 7万人。1969—1970年度，各类高校达2483所，在校学生849万人。到20世纪末，美国5—19岁入学率已经从1900年的55％增长到1990年的超过 90％。每千人中在23岁获得第一个学位的人数从1900年的20人左右提高到1990年的300多人。 2.教育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政府重视教育事业的直接结果就是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从 1949到1999年，美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一直在提高。在总劳动力中，少于4年高中教育的劳动力比例由1949年的63.5％下降到1999年的13.1％，同期，完成1—3年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则由7.4％上升到28.1％，而完成4年以上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也由6.4％上升到27.2％。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因此实现了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以增加投入为主的马克思类型向以提高生产率为主的库兹涅茨类型的转变。经测算，1870—1970年间，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倍，而教育因素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达30％—40％。丹尼森的计算也表明，在1929至1957年间，美国经济年均2.93％的增长率中，有 1.02％是来自于教育的投入，占国民收入年增长率的35％。（二）巴西教育事业的落后及政府教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危害 1.巴西教育事业的落后面貌。早在1549年，耶稣会就在巴伊亚建立了教会学校，但是由于殖民地政府的忽视，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内，巴西的教育事业都非常落后，有学者甚至认为，1776年之前巴西实际上并不存在教育。从1808年开始，逃亡至巴西的葡萄牙王室开始关注教育，但也仅限于培训政府精英和军队官员。1808年在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建立了最早的两个医学院，1827年在奥林达和圣保罗建立了法学院。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在军队院校中就有了工程科目，但是直到1874才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英式工程学院。而且到1889年共和国成立时也仍然只有这几所学校。同时巴西高等教育还延续了殖民地时期偏重人文学科的历史传统。1889年各高等院校中共有学生2290人，其中 58％在法学院，35％在医学院，仅仅7％在工程学院。当年，1400万巴西人口中有85％都是文盲。共和国成立后，巴西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初等教育的学校数1914年为12744所，学生人数为7万人，每千人中学生比例从18％提高到30％。高等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890—1930年间，共建了17所法学院、8所医学院、8所工学院和两所大学。瓦加斯执政后，巴西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教育发展。初等学校在1945年达到5万所左右， 1950年初等教育注册人数为524万，大学生人数为 3.76万。1964年军政府上台后开始实行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1980年，巴西高等教育机构总数增加到875所，大学生注册人数增长到137.94万人。但是这些数字的巨大变动主要是由私立高校的发展引起的。同期内，巴西私立高校从143所增加到627所，在所有高校中所占的比例也从63.8％提高到73.9％。这一时期基础教育虽然也有所发展，但是非常缓慢。初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1975年的1955万人左右增加到1989年的2764万人，中等教育学生人数1989年仅为344.1万人。90年代，巴西政府制定了很多计划力图改变巴西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落后面貌，如1990年的消除文盲计划、1991年的“教育革命”等等，但是这些计划多数最终都不了了之，并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 1997年，巴西的文盲率仍然高达15.9％；2000年，65％的公民未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经济活动人口中只有4.7％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2.巴西政府教育政策的失误与危害。首先，巴西政府长期忽视对教育的投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巴西政府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对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不仅同美国相比相差甚远，而且在拉美国家中巴西也是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1972年，巴西只有6.5％的政府预算用于教育支出，而其他拉美国家多在25％左右。其次，在鼓励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忽略了基础教育。在军政府时期，高等教育是联邦政府优先发展的对象，而基础教育则主要由各州、市政府负责，即使在民选政府重新执政以后，这种政策取向也没有改变。由于巴西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巨大，所以造成了总体上对基础教育投入的不足，并导致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下，辍学率和留级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大量教育资源被用于留级学生身上，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辍学和留级，只有44％的学生小学毕业，而所用的时间却平均达11.4年。只有3％的学生没有留级完成了8年学习。1979—1985年间，巴西的辍学率和留级率分别增长了24％和14％。1996年，在基础教育中有47％的学生所在的年级与其年龄不符，在14岁应完成基础教育的学生中，76％的男生、68.5％的女生未能按时毕业，17岁应毕业的学生中，82.8％的男生、75.3％的女生仍然留在学校。对不同收入和不同地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最高社会收益率通常是从初等教育中获得的。因此，巴西政府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无疑提高了教育的成本，削弱了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后，巴西的教育体系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虽然使巴西的高等教育有了显著进步，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高等教育体系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巴西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为两类：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1998年，私立高校及其在校生人数在全国高校和在校生总数中的比例分别为78％和 62％。但是公立高校却占用了绝大多数的国家教育资源，教育质量也远远高于私立高校。由于巴西中学阶段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私立中学的教学质量远远好于公立中学。所以高收入阶层的子女多数就读于私立中学，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集中在公立中学。这种情况决定了能够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而进入公立高校的学生多是高收入阶层子女，而中下阶层的子女多数只能进入对入学资格要求不高的私立高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巴西公立高等教育长期实行免费，所以政府高等教育经费中的绝大多数就被高收入阶层获得。同时由于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同公立高校的学生相比，私立高校的学生毕业后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因此，巴西高等教育的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巴西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程度，从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三、结论从世界各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只有英国是在几乎完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通过私人企业的活动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自那时起，德、美、日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等国，都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思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利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通过前文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在美巴两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开发的最重要形式，也是技术进步的最主要源泉。美国政府对各级教育的普遍支持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并通过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使美国经济增长实现了从马克思类型向库兹涅茨类型的转变；而巴西政府对教育的忽视限制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其不恰当的教育政策则进一步强化了巴西原有的阶级结构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形势，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美巴两国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不同态度，是两国经济发展差距在独立后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王然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5期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hu Nov 9 21:42:26 2006) 提到: 教育经济专业人士指出——垄断是高价经营根源 2004-9-17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祥云认为，高校高价经营能够维持，垄断是最主要的原因。高校的后勤经营可以考虑赢利，但比社会经营价格更高的现象是明显不合理的。后勤改革仍未到位李祥云指出，高校后勤改革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目前，高校的后勤状况大致有以下三种：一种还是延续原有的体制；一种是高校后勤规范地从学校行政体系中剥离出去，并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而大部分是成立了后勤集团，但只是简单翻牌，在后勤处或总务处再挂上个企业集团的招牌，拨款改收费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管理体制、人事分配制度基本上还是老样子，一方面利用学校的资源去经营后勤集团，保持着传统的垄断经营权，另一方面却按照市场价去收费，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制造了藉口。过分追逐利润不合适李祥云认为，高校的经营，应该考虑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学生承受能力，如果一味提高收费，就会造成很多学生因为收费而不能在大学中读书，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益无以体现；二是学校的性质，公办学校完全是公益性的，提供的产品是免税的，应低价经营，民办学校可以追求合理回报；三是区分后勤集团的性质。规范化的后勤集团仍然具有教育属性和公益性，应有别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企业，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对其收费加以限制，这在国外也不例外。对于教材等教学用品，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是难免的，但要和社会价格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应注意照顾贫困生李祥云建议，高校应考虑实行平价经营，即高校后勤服务的收费只是为促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以减轻高校的负担。可以采用补贴的模式，即高校后勤集团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经营，但要将其利润通过“补贴”等形式按照一定的标准返还给学生，同时，考虑到目前高校学生的经济能力不同，对于贫困生要给予特别的照顾。区域经济与研究生教育布局 2005-5-6 ——美、英、日、中四国现状比较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英日中四国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关系的比较，发现美英日三国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具有高度相关性，等级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而中国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的等级相关系数则为0.464。这一结果说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区域研究生教育布局的合理性有待质疑。这一结论对规划协调我国未来研究生教育区域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研究生教育；布局一、美国的区域经济与研究生教育布局全美共有59个行政区(邮区)，包括50个州、2个特区及7个托管地。美国的经济区域有多种划分方法，本文采用美国经济分析署(BEA)的划分方法，把美国分为新英格兰、中东部、大湖、平原、东南、西南、落基山区和远西部八大经济区。美国这八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差距很大，经济最强的为东南地区，最弱的为落基山区。2000年各地区的GDP分布情况见下页表1。美国各地区研究生入学人数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中东部地区和东南地区人数最多，2000年秋季的入学人数分别是381，941人和352，800人。人数最少的为落基山区，2000年秋季的研究生入学人数仅为65，524人。不仅研究生人数在美国各地区分布不均匀，顶尖高校在各地区的分布也不均匀。根据2000版的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美国高校被分成博士／研究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院校、学士学位授予院校、副学士学位授予院校、专门院校、部落学院与大学等6种类型。其中博士／研究型大学总共261所，占全部高校数的6.6%，这261所高校基本上囊括了美国所有的知名院校，它们占据了美国高校绝大部分的科研经费。以2001财政年度为例，在这261所高校中，科研经费靠前的100所高校的科研经费占美国全部院校科研经费的63%。因此，这261所高校的地区分布，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全美研究生教育的区域布局。表1.2000年美国各地区GDP、研究生入学人数和博士／研究型大学数的百分比分布情况类别地区比例 2000年GDP 百分数① 2000研究生入学人数百分数② 2000年博士／研究型大学数百分数③ 东南地区 22% 19% 21% 中东部地区 19% 20% 19% 远西地区 18% 15% 12% 大湖地区 15% 17% 16% 西南地区 11% 10% 10% 新英格兰地区 6% 8% 9% 平原地区 6% 7% 8% 落基山区 3% 4% 5% 总计 100% 100% 100% 我们通过SPSS软件(本文中的等级相关系数均通过SPSS来计算)，分别对地区研究生入学人数与地区经济、地区博士／研究型大学的数量与地区经济做等级相关分析，发现它们都呈正相关，而且相关系数非常高，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前者的相关系数是0.929，后者的相关系数更是达到了0.952。二、英国的区域经济与研究生教育布局英国经济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地区。上世纪末，各地区占全国GDP的大致比例为：英格兰85%，威尔士4%，苏格兰9%，北爱尔兰2%(如图2所示)。英国高等教育地区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全国大部分高校都集聚在英格兰地区，该地区的高等院校数大概占全国的78%。高校数量的地区分布不同，导致了地区在校人数的差异，一地区的高校越多，在该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相应增多。图 3显示了2001／2002学年英国各地区在校研究生人数(不包括国外留学生)的分布情况。英国地区经济与地区研究生数量，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两者的等级相关系数为1，也就是说，地区经济与在校研究生人数成线性关系。三、日本的区域经济与研究生教育布局日本的行政区划一共有1都1道2府43县，全国分为北海道、东北、关东、中部、近几、中国、四国、九州共八个一级行政区。图4和图5显示了日本各地区GDP和在校研究生人数的分布情况。由图可见，地区生产总值越高，该地区的在校研究生人数就越多，反之亦然。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日本地区经济与在校研究生人数的等级相关系数达到了0.976。日本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的显著性相关，说明了日本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四、我国的区域经济与研究生教育布局我国大陆按地理区域划分，可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西北七大地区。各地区的 GDP和在校研究生人数分布如图6和图7所示。由图可见，国内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性并不高，如华南地区2002年GDP占全国 16.5%，而研究生规模只占全国6.9%。华南的广东省，2002年GDP为11，780亿元，约占全国 10%，而在校研究生人数为21，519人，仅占全国 4.3%。西北地区2002年GDP占全国4.6%，而研究生规模却占全国8.1%。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我国地区GDP和地区研究生数量的等级相关系数是0.464，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并不密切。五、结论与启示 1.结论通过比较发现，美英日三国区域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呈现出相当高的相关系数，均在 0.9以上，说明美英日三国的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是协调发展的。而我国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的相关系数是0.464，而且还通不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 2.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调整的启示目前，我国高校办学经费的筹措渠道还比较单一，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院校，办学经费相对比较充足。处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区域，办学经费不容易保障。高校办学需要依托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高校支持，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支持。美国的“硅谷”即是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从旧金山向南到圣何塞纵深100公里的一块小地方，1998年的产值大约相当于当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东部的波士顿128号公路一带，集中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诸多院校，形成了另一个大学科技创新区域。在国内，依托知名高校而兴办起来的大学科技园，也在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截至2002年10月底，中国大学科技园累计吸引社会资本297亿元人民币，投入使用的“孵化”面积达227万平方米，园区进驻各类研究开发机构1，200余家，人驻企业5，500余家，成功孵化了923家企业，其中包括29家上市企业，转化科技成果1，860项，开发出4，116个新产品，吸引 1，334名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创造约1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不管是从国外现状看，还是从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的内在联系看，两者都需要相互匹配，即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需要协调发展。根据上述结论，我们以区域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匹配为基础，有选择地讨论三个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重点，希望能对将来我国区域研究生教育布局调整提供参考： (1)华北地区。该地区研究生教育特别集中， 2002年在校研究生人数占全国26%，而同期该地区的GDP占全国13%。但华北研究生教育的重心明显倾向于北京。根据网大2004年中国大学排行榜，综合指标排行前98名高校中，在北京的就有 22所。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硕士生教育在高校间的分布不如博士生教育集中。如美国硕士学位授予数在高校的集中度不明显，而博士学位授予数在高校的集中度非常明显。2000—2001学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靠前的60所美国高校，其授予的博士学位数占全美总数53%，而此类高校的数量仅占博士／研究型大学的23%，占全国高校的 1.5%。究其原因主要是博士生教育对高校师资、办学经费等条件的要求比硕士生教育要高得多，高质量的博士生教育需要优秀师资及充裕经费的支撑。华北地区，特别是在北京，在这方面有其它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生教育布局调整时，该地区应充分利用师资和地缘优势，重点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 (2)西部地区。该地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发展大规模研究生教育的条件不是很充分。一是地方财政承担不了巨额的办学经费，办学质量受到影响。二是高素质人才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不仅培养出来的学生流向东中部地区，而且原有的高层次人才也在不断外流。经费不足与高层次人才的缺乏，决定了该地区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规模不宜过大，西部高等教育的重心应在本科与硕士教育层次。本科与硕士教育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现有的师资条件也可以满足要求，质量容易得到保障。此外，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要立足于西部。学科和专业建设，特别是自然科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要体现西部特色。如高原生物、高原动植物、高原盐湖化工、高原冻土、中藏药等。高等教育同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注重产学研的结合，既出人才，出成果，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不仅容易获得社会的资助，而且也能留住人才。 (3)华南地区。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而本地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又明显跟不上，2002年该地区的GDP占全国的16.5%，而研究生规模只占全国的6.9%，不仅规模小，而且知名高校数量也不多。根据网大 2004年中国大学排行榜，综合指标排行前98名高校中，华南地区不到10所。高层次人才不足，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进来满足部分需求，另一方面，则要加快发展本地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本地的研究生教育，除了依靠原有的高校力量外，还可以通过异地办学等形式来加快发展步伐。例如，深圳市经历了1980年和1992年两次高歌猛进的建设，按照既定目标成为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城市。但是深圳的高校发展不足，文化积淀需要假以时日，高级人才以外来为主。为此，深圳市政府1999年创办了虚拟大学园，吸引了数十所国内重点大学进驻，另有18所国际知名大学以网络形式加盟。以此为基础，国家在战略布局上可以给华南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发展以进一步的倾斜和支持。作者：浙江大学研究生院许为民，张国昌，林伟连，张建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01期 ☆─────────────────────────────────────☆ SockSmell (流落在诺贝尔的故乡) 于 (Thu Nov 16 08:48:05 2006) 提到: 看到标题我还以为是endogenous growth model的教育系数相关讨论呢。刚学的这个模型，还想进来看看相关资料，结果是讲中国教育的产业化问题的。 ☆─────────────────────────────────────☆ fridayshow (http://fridayshow.spaces.live.com/) 于 (Tue Nov 21 05:42:47 2006) 提到: 哈哈,楼上说的是不是那个 Mankiw-Romer-Weil 模型吧我也是想到的是那个Sh。楼住的例子也是这个模型的补充 ☆─────────────────────────────────────☆ qingyuan86 (清元) 于 (Tue Nov 21 23:03:45 2006) 提到: 其实我只是找了一些各方面的材料，并不是想说明什么或是练习什么模型，只想定期找一些题目，看一看目前社会的主流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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