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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谗言贤傅身死定珠崖捐之献计公元前48年,春季，正月四日，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老父王禁为阳平候。并下诏：把三辅、太常、各郡各封国公田及皇家林苑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帮助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贷种子、食粮。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皇家织造厂制作的高档衣服），输物不过十笥（箱子）；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死后），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改进的意见），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单身汉）。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埋藏很多珠宝到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喜好厚葬）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很少用的宫馆）勿缮治（不要经常维修）；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论：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责令君王去做困难的事），则其易者不劳（不用太劳累）而正（纠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不用劝勉就可以发扬）。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本来就具有的志向）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光哥的评论绝对是有道理的。汉元帝刚刚即位，正是需要稳固政权，夺取实权的时机，而这位贡禹，最重要的事情不去叙述，却偏偏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相对稳权而言），可见其见识稍差。光哥这段话的意思，是想告诉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能称为贤的人，应该是能够有能力辅助上司看清并解决最重要的事的这一类人。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代，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熟悉法令条文。元帝即位后多病，因为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官，无婚姻之家，少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党羽，精明干练，可以信任，于是就把大权托付给他。朝廷事无大小，都通过石显转奏，再由皇帝裁断。石显的权势，超越所有朝臣，文武百官，都对他恭敬地侍奉。石显为人灵巧聪明，通晓事理，很能领会皇帝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旨意。他心肠阴险狠毒，以似是而非的狡辩诬陷他人，任何一点小小的怨恨，都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他跟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常坚持奉行旧制度，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主张。评：大昏君开始重复赵高之祸了。萧望之等人憎恶许氏家族和史氏家族的放纵，又痛恨弘恭、石显的专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传宣诏书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掌管机要，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游玩宴乐，才改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应解除宦官兼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代君王不接近受过刑罚之人的礼制。”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弘恭、石显的矛盾。而元帝刚即位不久，谦让谨慎，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把刘向由中朝调出，改任外朝官宗正。萧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著名儒士和学者，作为谏官人选。会稽郡人郑朋暗中企图投靠萧望之，于是上书元帝，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元帝把这份奏章拿给周堪过目，周堪建议说：“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等待召见。”郑朋遂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说：“现在将军为国家谋划法制，只不过像管仲、晏婴便止休？还是忙得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追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止？如果像管仲、晏婴便止休，那么我将回故乡延陵看守祖先的坟墓，直到老死。如果将军复兴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不倦地兼听群言，那么我也许愿意竭尽小小的力量，奉献给您！”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相待。后来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士人，由失望而怨恨，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史家族。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说：“那都是周堪、刘向教唆我干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怎么知道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于是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跟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检举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华龙，品行恶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组成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纳。于是华龙也与郑朋勾结在一起。人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使圣上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让郑朋、华龙呈递奏章。元帝交付弘恭查办。在询问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奢侈，我期望圣上疏远他们，是为了扶正国家，并没有邪恶的意念。”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党营私，互相称许推荐，多次诋毁国家重臣，离间陛下的亲戚，图谋控制朝廷，独揽权势。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诬陷陛下是无道。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周堪、刘向，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关押。”元帝大惊说：“不是仅仅由廷尉问话吗！”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谢罪。元帝说：“快让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刚刚即位，没有以德感人而闻名全国，却先用法律核验师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应就此将他们免职。”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作为我八年的师傅，没有其他罪过，现金事情久远，记忆遗忘，难于明了，赦免他的罪过，收回他的前将军、光禄勋印绶；而周堪、刘向一律免官，贬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萧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犯的罪过）明白，无谮诉者（没有诬告），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无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不堪屈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压制）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抑制他的怨恨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怎么肯坐牢）！”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让萧望之亲自拆封）。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我）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 是时，太官方上昼食（呈上早餐），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论：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太容易被欺骗了）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确实有时候无法分辨）。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这样的欺骗已经很明显了）。在中智之君（即使是中等智慧的君主），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岂有不情绪激动并惩罚奸邪之臣）！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仅仅是让他们摘掉官帽，叩头请罪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怎么惩治他们呢？）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这也是导致弘恭、石显肆无忌惮的重要原因。）大昏君就不多说了，好戏还要上演。起初，汉武帝吞并南越，在海南岛上，开始设置珠崖郡、儋耳郡。官吏以及士兵，全是中国人。对当地土著，多有侵夺凌辱之事。而土著人民，也很强悍凶恶，认为海南岛隔绝在大海之外，不断地违犯官吏的禁令。大约每隔几年，就叛乱一次，击杀官吏。汉朝廷每次都出动军队，予以平定。二十余年之间，共发生过六次叛乱。到宣帝在位期间，又有两次叛乱。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山南县叛乱，汉朝出兵镇压。而其他各县也跟着叛乱，接连两年不能平定。元帝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准备出动大军镇压。待诏贾捐之说：“我曾经听说，尧、舜、禹这些圣明有德的君王，其统辖的范围，不过数千里。西接流沙，东滨大海，朔方以南都是中国声威和教化普及的地区。声明：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中国就去治理；不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中国并不强迫。因此君王和臣子，都有德可以歌颂，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得到它们的需要。我听说武丁、成王是商王朝和周王朝至仁的君王，然而其领地东方不过到达江国、黄国，西方不过到达氐、羌二部落，南方不过到达蛮人的楚部落，北方不过到达朔方。因此颂扬的声音遍起，凡是会听会看的生物，都乐于生存。越裳部落，经过九重翻译，而向中国进攻，这不是用武力可以得到的。后来到了秦王朝，出动军队远征，贪功于外，而使国内虚弱，天下背叛，朝廷崩溃。到了汉孝文皇帝，停息武备，修明文教，在那个时代，审理和判决的案件，不过几百起，赋税和徭役，少而简单。到了孝武皇帝，磨好武器，喂饱战马，用以打击东西南北四方夷族，审理和判决的案件，多达几万起，赋税频繁，徭役沉重。盗贼四起，而大军不断出击，作父亲的在前方战死，做儿子又相继为战事而负伤。女人守卫边塞的堡垒，孤儿在道路上啼号，老母、寡妇在小巷里吞声而哭。这都是开拓的疆土太大，战争不能停止的缘故。而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长期困穷，流离失所。人情，最亲莫过于父母，最爱莫过于夫妇。到了卖妻子、卖儿女，法律不能禁绝，道义无法制止的地步，这是国家的忧患啊。现在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准备驱使壮士，把他们推入大海之中，在那个蛮荒黑暗的孤岛上，显示威力，并不是拯救饥馑，保全百姓的好办法。《诗经》说：‘愚蠢的荆楚蛮人，竟敢与大国为敌。’意思是说：圣人出现，外族跟着归服；中国衰落，外族首先背叛。从古代起，担忧的就是这个，何况是更在荆楚部落南方万里之外的蛮人呢！骆越的人民，父亲与儿子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习惯上都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没有什么不同，本来不值得设置郡县。单独地存在于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多有毒草、毒虫、毒蛇，以及水土灾害。还没有看见敌人，战士已经病死。而且，也并不是只有珠崖郡才出产珍珠、犀牛、玳瑁。抛弃它，不值得惋惜。不加征伐，一点也不损害朝廷的威望。那里的百姓好像鱼鳖，不值得争取。我私下用以前平定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作为例证。军队在前线作战，还不满一年，而战场距京师长安，还没有超过一千里，军费已达四十余亿。大司农所辖国库钱财用光，更动用少府征收的山海池泽之税接续。解决一个角落的问题，费用还这么多，何况使军队长途跋涉，去攻击敌人，造成伤亡而不可能有功呢！从古代寻找同类的事，则找不到。在现代干这类事，害处如此。我很愚蠢的认为除非是懂得文明礼教的国家，《禹贡》读到的地方，《春秋》记载的地方，都可以放到一边。因此建议：放弃珠崖郡，专心救济函谷关以东的受灾饥民，排除国家的忧患。”元帝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击。丞相于定国认为：“朝廷连年发兵镇压珠崖郡叛乱，护军都尉、校尉和丞，共十一人，只有二人生还，战士和转运粮草的人，死亡达万人以上，费用达三亿多钱，还不能全都平服。而今函谷关以东又遭灾荒，严重缺粮，民心动摇，贾捐之的建议是正确的。”元帝批准。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评：贾捐之在历史上还是很有名的。上面这段，历史上称之为《弃珠崖议》，这可是孙中山等人称其为中国最早反对帝国主义的著作。另其有《荐石显奏》、《荐杨兴奏》，都是名篇。 2.内乱起宦戚勾结外忧现羌族叛乱公元前46年，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都有道理）。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则以屯田与之相守，以待其敝）；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无力支援），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公元前43年，中书令石显忌惮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不断在元帝面前诬陷诽谤他俩。已经被罢黜成了平民的刘向，害怕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我听说舜任命九官，大家济济一堂，互相礼让，和睦达到了顶点。群臣在朝廷中互相和睦，万物则在原野上欣欣向荣，所以萧管吹出名叫《韵》的乐章，吹到九遍，凤凰便会飞来朝拜。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时候，朝廷不再和睦，转而互相排斥怨恨，则日食、月食相继发生，水泉沸腾翻涌，高山深谷改变位置，霜降不合节令。由此看来，和睦可以招来祥瑞，互相抵触则会造成灾异，祥瑞多则国家安定，灾异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这是天地常存的规律，古今一贯的公理。而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业，招揽儒家学派的学者，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大家同时进取。然而，今天贤能的人跟一些坏人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混杂，使忠奸同时进入政界。臣民上书，由公车接待，因上书不妥而被捕的，满满地囚禁在北军监狱。朝廷臣僚意见不和，互相拆台，甚至谗言陷害，惹出不少是非。以不实之词欺骗主上的耳目，影响主上的心意，这类事情很多，无法一一陈述。他们结党搭帮，往往同心合力，去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进升，是国家治的表现；正直大臣遭受陷害，是国家乱的所由。面对治乱契机，却不知道任用谁，而天灾变异屡屡出现，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陛下登极以来已有六年。在《春秋》的记载中，六年之内，天灾异变从没有像如今这么密集。所以如此，是因为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都进入朝廷的缘故。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之所以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怀猜疑。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好的政令措施，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被排除，好的政令措施也就终止。由于陛下有怀疑之心，所以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由于陛下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邪增多则正人减少。所以《易经》上有否卦和泰卦，小人那一套如果得到欣赏，君子的主张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混乱；君子的主张如果得到欣赏，小人那一套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走上轨道。从前鲧、共工、驩兜，跟舜、禹同在尧的朝廷中当官，周公跟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的高位。当时，他们之间，互相诋毁，流言中伤，不可胜言！帝尧、成王能够肯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能，而排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大治，荣耀永垂，直到今日。孔子与季孙斯、孟孙何忌同时在鲁国作官，李斯和孙叔通都在秦朝当官，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除孔子、孙叔通，所以国家大乱，耻辱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可以证明：治和乱，荣和辱，首先在于人主信任什么人。已经信任贤能，就要坚持，而不再动摇。《诗经》说：‘我的心虽非磐石，但却不可逆转。’说明坚持善行的态度。《易经》说：‘出令如出汗。’说明君王发号施令，犹如出汗；汗既流出，不能再返回体内。可是现在的情形是，有关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不到三个月，即行取消，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不到三十天便黜退，是转动了大石。《论语》说：‘看见邪恶，赶快避开，好像将手伸到滚水里。’而今，二府所弹劾的谗佞之辈，不应再留在朝廷。可是历经数年，并没有离开。所以颁布命令，如同返汗；任用贤能，却跟转石头一样。而排除邪恶，简直像拔起一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阴阳调和，不也是很困难的吗？因此一群小人，到处寻找漏洞，运用文字技术，丑化、诋毁别人，制造谣言，写匿名信，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诗经》说：‘我忧愁如焚，因小人而愤慨。’小人成群，实在是令人愤慨。从前，孔子跟他的学生颜渊、子贡互相赞扬，并没有结为朋党。禹、后稷、皋陶互相提携，并没有相互勾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念。而今，奸佞的小人，跟贤德的君子，手拿剑戟，同时在宫内担任禁卫宫。奸佞的小人勾结在一起共设阴谋，违背善良，走向罪恶，不干本职工作，不断制造险恶的谗言，要使人主动摇，而忽然信任他们，这正是天地用变异先行提出警告，而灾难不断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从来没有不经过诛杀而可以使国家治理好的。所以舜对于‘四凶’有流放的惩罚。而孔子也曾在两观门下，诛杀少正卯。然后圣贤的教化，才得以推行。而今，以陛下的贤明智慧，诚能深思天地之心，观览《易经》中否、泰二卦的立意，考察唐尧和周成王的兴盛，作为榜样，而以秦王朝和鲁国衰亡的原因，作为借鉴。注意到祥瑞带给国家的幸福，与灾异带给国家的祸患，用以掌握当前局势的变化，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关闭群邪幸进之门，广开正大光明的道路，坚决果断，不再犹豫怀疑，使是非明显可知，则百种奇异的灾异都会消灭，众多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利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与许、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紧，而把刘向等恨入骨髓。评：此段写的相当精彩，建议大家仔细读读。这年夏季，天气寒冷，太阳呈青色，黯淡无光。石显跟许、史二大家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元帝心中尊重周堪，可是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又无法堵他们的嘴。当时，长安令杨兴以有才干能力受到赏识，而且常常称赞宣扬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于是召见杨兴，问他：“有些朝臣忿恨、反对光禄勋周堪，这是为什么？”杨兴是狡诈而看风行事的人物，认为皇帝对周堪有猜疑，于是顺势职责说：“周堪不但没有能力在朝廷当光禄勋，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也不适宜。我从前看到，人们听说周堪跟刘向等人阴谋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认为应当诛杀，我所以上书表示不同意见，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他？现在应当怎么办？”杨兴答道：“我愚昧的意见是，赐封周堪关内侯，给他三百户人家的食邑，不让他掌权管事。这样的话，圣上可以仍维持师傅的旧恩，应是最上等的策略。”元帝于是开始怀疑周堪、张猛。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最初时以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而闻名朝野，多次冒犯皇亲国戚，所以权贵大臣大都说他的坏话。后来被控在春季和夏季逮捕法办犯人，不顺天时，贬谪当城门校尉。他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元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给御史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当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专用苛刻凶暴的手段来获取虚假的威严。我不忍心法办，令他改任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随心所欲地毁谤和赞扬，不顺从前的言论，全无信义到了极点，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衰老，不仁施刑，立即免官贬作平民。”又颁布诏书：“诸葛丰控制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朕心怀怜悯，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贬周堪当河东郡太守，张猛当槐里县令。” 论：光哥曰：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从前赞扬，后来毁谤，其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投靠皇亲集团，企图飞黄腾达而已。他也属于郑朋、杨兴一类人，何来的刚烈正直？作为君主，应该察看善恶，明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奸邪，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罢官；如果他是以不实之辞诬陷人，则周堪、张猛又是什么罪呢？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同时废弃，那么善与恶，是与非，区别又在哪里？光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作为领导者，如果不能断定明确的是与非，仅仅采用各打50大板的动作来搞的话，那么属下就会认为既然领导人都无是无非无对无错无善无恶了，那齐齐浑浑噩噩好了，谁还肯致力。因此作为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定要有绝对的原则的，不然会导致团队士气下降，努力为团队做出贡献的人无缘无故被压制，那么谁还会一直尽全力呢？（压制手段是绝对不能用于原则之上的，基本的对错，是一定要牢牢守住的。）不过，历史神奇的地方在于，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亦有人敢站出来，大声说话，高调申斥，只为了张扬正义。比如薛广德，儒生，汉宣帝时为博士，参加过石渠阁会议。元帝时为御史大夫，以敢直谏有名于时。永光元年（前43），元帝行幸甘泉宫，并在那里举行祭天地的仪式。忙完正经的活后，元帝顺便留在这个著名的避暑胜地打猎消遣。薛广德上疏说，现在关东极困，人民流离，皇帝却有兴致打猎，这无疑是“日撞亡秦之钟”之举。元帝只得收拾行囊撤回来。同年冬，元帝出门祭祖，想乘船走水路。薛广德又堵在车驾前面，极力劝说陆路比水路安全。元帝不听。薛广德说：“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 然细想之下，其实一点也不奇。中国古代饱读经书的士人，挟卷出仕之初，便抱定了这样的理念：为达到理想的政治境界，甚至可以豁出性命去。其间也有如杨兴、诸葛丰这样变节的人，但不乏薛广德这样“见危致命”的人。这便是“文官政治”的生命力所在。贾捐之有学问，但朝廷不给他派差使。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曲线救国。他找到郑兴说，京兆尹一职现在出缺，如果想办法让我见到皇上，一定能让你当上京兆尹。杨兴反过来吹捧贾捐之：君房（贾捐之字）文笔妙天下，若为尚书令，一定比五鹿充宗（时为尚书令，与石显一伙）强。贾捐之也不客气：京兆为郡国之首，尚书是百官之根本，如果我做尚书令，你当京兆尹，天下当大治。贾捐之又指责起石显来。杨兴说，石显现在红得发紫，要想达到目的，一切得听我的安排。于是他们转而对石显大唱赞歌，大抬轿子，建议皇帝封石显为关内侯。然而石显之心智比元帝健全，不难识破贾、杨的馊主意。结果贾捐之杀头，杨兴剃了光头，发配去做苦力(城旦)。司马光说，君子以正当的路数与邪人斗，犹且不能奏效，何况以邪攻邪，能有好下场吗？元帝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匡衡上书说：“陛下身体力行，以圣德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平民触犯法禁，连年都有大赦，使人民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的大幸。不过，据我私下的考察，大赦以后，作奸犯科并没有减少或停止。今日大赦出狱，明天就又犯法，前后相随，重新坐牢，这是由于训导他们没有抓住要点。现在天下的风气，贪图财利，轻视道义，喜欢音乐女色，崇尚豪华奢侈。亲戚的关系日益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深厚。苟且结合，用身家来攫取财富。如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虽然一年赦免一次，仍不能使刑法搁置不用。我愚昧地认为，应大刀阔斧，大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宛如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的高官如果怒目相视，下级官吏和平民就会互相斗争；上有专权弄势的人，则下有不谦让之人；上有好胜害人的辅臣，则下有互相伤害的心计；上有贪图财富的大臣，则下有偷窃财物的平民。这就是朝廷所显示的根本作用。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慎重的是崇尚什么。教育感化一类事，不用挨家挨户拜访，也不必见人就去劝说。贤德的人在位，有才能的人在职，朝廷崇尚礼义，文武官员互敬谦让。道德的推行，由内到外，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以谁作榜样，日益向善，而自己还不知道。《诗经》说：‘商朝京城的礼仪是那么威严，实在是四方效法的榜样。’今日长安，是天子的都城，天子亲自推行圣人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边远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京城，没有可效法的，有的却学会了奢侈浪费。这是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关键的地方，应该最先纠正。我听说天与人之间，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行动时，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地震，太阳被遮蔽则日食，而水灾、旱灾之类的灾祸随之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怜悯百姓，应当节省奢华开支，考究国家制度，接近忠良正直的人，疏远以巧言导人邪恶的人。推重大仁大义，匡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在京师先得到弘扬，美好的声誉传扬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可以完成，礼义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元帝赞赏匡衡的意见，提升他为光禄大夫。评：荀悦论曰：对于罪犯的赦免，是一种暂时的权宜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王朝崛起之初，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处理，那么挨家逐户都应受刑。所以汉高祖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之令，洗刷社会上的污秽罪恶，与人民除旧布新，这是由当初的形势造成的。后世只知承袭祖先的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与时代需要不相适应。在惠帝、文帝时代，罪犯少得无可赦免。在景帝时代，发生七国之乱，人心反常，奸诈百出。到了武帝末年，赋税沉重，徭役频繁，盗贼四起，再加上废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震惊，百姓生活困难，无所依赖。只有等到光武帝上台，拨乱反正以后，才是举行大赦最适宜的时候。做事先从基础做起，也只有把最基础的东西搭建好了，后面的建筑才能正确的搭建起来。正如匡衡所说，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京城，竟然没有可效法的，说明元帝在教化京城万民的这一块完全没有重视基础，太过浮躁。公元前42年，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彡姐部落造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连年歉收），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叛军才3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人民正逢秋收，不可过多征调。），发万人屯守之（派一万人屯田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训练和装备都不行了），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少派兵拖延时间），与一举而疾决（多派兵一次性解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奉上地图和作战计划），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尚未决战之时），汉复发募士万人（又派了一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留下不少部队屯田开荒，防卫要害地区）。 PS：这节宦官石显登场了。此人将又会有什么动作？敬请期待。

【笔记】资治通鉴汉纪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