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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明合袁端端来源：南方周末内蒙古海拉尔市东明村村民，对“漂绿”这个拗口的舶来词，一定有着超出常人的体会。在他们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正用行动为这个词做着最好的注解：“绿色煤都”的美丽形象尚在打造，而煤矿开采、煤化工大量抽取地下水，却已让“草原杀手”的形象狰狞毕露。 “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水井要挖到两百米才能正常出水，而在过去，一二十米就已足够。”东明村的村民对前去探访的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脚下，就是随时可能塌陷的采空区。这正是典型的中国式漂绿：“绿色”被当做一个流行词被滥用，企业在掩饰伪绿行为上毫无顾忌，污染行径我行我素。这使得漂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污染事件，而非公关策划案、企业责任行动上更“高明”的宣传行为。在“漂绿十大表现”中，它被归纳为“公然欺骗”。在2012年乃至以前的数年，许多企业的漂绿行为或多或少带有“公然”的这一特征。 “中国还处于漂绿的初级阶段。”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副院长杨波说。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漂绿研究者。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漂绿业已从“公然欺骗”等比较公开的方式，发展到“声东击西”等比较隐蔽的伎俩；而在中国，常见的依然是赤裸裸的公然欺骗，“公然”无疑是获取绿色溢价很好的方式，由于绿色产品识别成本的高昂，消费者个别很难识别。更令人担忧的是，在2012年里，出现了不少屡教不改的漂绿者，这几乎是“公然欺骗”的升级版。这些知名企业反复、肆意踏入同一条污流之中，或者一个企业出现了数次被全国媒体聚焦的不同漂绿事件。前者更多发生在能源、制药领域的企业。陕西延长石油公司总经理张积耀曾公开表示，该集团已投入64亿元用于环境保护。但在向世界500强挺进的关键之年，延长石油却爆发出多起污染事故。在陕西北部的榆林和延安两市，凡是延长石油“磕头机”存在的地方，各类漏油污染事故接踵而出。同样屡教不改的漂绿者还有联邦制药，9年来被爆8次环保违规，它在内蒙古、四川等地的工厂都屡遭诟病。四年以来，漂绿榜首度出现一家企业在同一年两次“荣登”漂绿榜。世界知名品牌可口可乐在“含氯门”爆发之后，数次故意隐瞒；另外，英国媒体报道称，可口可乐公司在降低焦糖色素中的致癌物质4-甲基咪唑危害时，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采用了不同的预防措施。这些都是2012年令人担心的漂绿趋势，漂绿者毫无顾忌，甚至变本加厉，屡犯不改。行业性漂绿虽然公众对漂绿的认知和监督有所觉醒，但整体上，机会主义的漂绿行为依然大行其道。无论是央企、民企、外企，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漂绿者都有增无减。一个特别凸显的特征是，在2012年丑闻迭出的制药、轻纺等行业，漂绿变成了行业性问题，在“绿色”成为行业间竞相效仿的幌子底下，行业规范在失守，失范的行业工艺成了集体漂绿的潜规则。从全国“毒胶囊”事件的爆发，到数家国内外民间组织对快时尚背后污染的披露，都揭示了这一漂绿趋势。 2012年4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胶囊里的秘密”，对“非法厂商用皮革下脚料造药用胶囊”进行曝光。此后迅速演化成为一场全国性风波，包括修正药业在内的诸多药企被卷入其中，“良心药、放心药”几成一句反讽的流行语。而另一个同样与大众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纺织行业，品牌如美特斯邦威和Calvin Klein、G-STAR和Jack wolfskin、zara、Levi's等，被民间组织指责披着“快时尚”外衣，却在污染江河，一些知名品牌并被检测出含有有害物质。与行业性漂绿类似，在能源、制药等行业的企业扎堆出现漂绿行为，如能源领域的神华集团、延长石油、中石化集团等，制药行业的联邦制药、修正药业等。与行业性漂绿不同的是，企业的漂绿行为不尽相同，但却集中性爆发。杨波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在我国，漂绿已成为行业性问题。”其背后的原因，他举例说，例如一些制药企业，明知道自身的污染问题，但却不愿意进行技术改造。因为整体改造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它宁愿花点钱，道个歉，做一些其他绿色宣传、口号，继续年复一年的污染。在逐利者眼里，漂绿无疑成了最优选择。这其中行业协会扮演的角色颇可玩味。在这些行业性的漂绿事件中，一些协会有时主动扮演了掩盖真相的角色。这与许多国家的做法不同。杨波举例说，在美国，药业造假极为稀少，恰恰就在于他们建立了一种“行业内相互监管的制度”。“他们鼓励竞争者之间相互揭发，一旦发现，处罚严重，而且处罚不仅会影响企业，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也会上黑名单，以后从事别的行业都会困难重重。” 在行业性漂绿当中，另一个潜藏于公众身边的新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快速消费品企业被卷入了漂绿丑闻，危害离普通公众越来越近。它并非一个前卫产品，也非远在千里之外的污染事件，而是与每一个消费者都可能直接接触。监管依然艰难分析这些漂绿丑闻可见，虽然在发达国家，企业的漂绿行为早已“精心包装”，而在中国的企业，更多依然是粗放式的绿色公关形象与污染事件之间的反差。甚至如可口可乐这样本该注重商誉的跨国巨头，在中国也成了屡教不改、公然撒谎的典型。 “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环境所造就的。”杨波分析说，中国监管部门对漂绿行为的处罚力度偏小，监管偏弱且潜规则横行，导致公然欺骗在一些企业看来是最优选择。“被发现欺骗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发现后处罚成本与收益相比并不高。” “我国总把弄虚作假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而一般不作为法律问题来处理。因此弄虚作假成为了很普遍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从另一角度分析了这一特点。多位环保专家和漂绿行为研究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建立制度规范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制度设计在抑制漂绿方面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不少人提到了2005 年欧盟签署通过的《欧盟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其中包括专门针对虚假、误导性的绿色广告所实施的合法化监管与规范条例，对误导广告进行了更专门的定义，以打击漂绿行为。不过杨波对此并不乐观。他在研究英美政府漂绿规制手段时，认为单凭规范企业绿色宣传的相关立法，收效甚微。“只有把环境管理系统、强制性信息披露、NGO监督联合起来，才会起到明显的抑制漂绿效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光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刘传红部分同意这样的观点，“关于漂绿监管对策，我想我们不要过于乐观，坚信媒体监督总比不监督要好，早监督早认识早产生效果。” 他提出了更多细致的监管方法。如公民的环保启蒙和广告素养教育不能停留只知环保口号上，需要有诸如国外《绿色指南》之类的普及读物指导日常消费行为。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禁止使用绿色宣传的行业名单，比如石油、汽车、煤炭等无法消除污染的行业，在广告宣传上，禁止使用“环境友好”、“纯天然”等语言。武汉市环境保护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刘文洁的观点则显得更为乐观。：“我们不必寄望企业消除利己之心，自觉做绿色环保的典范，而应当相信‘消费者主权’与完善的市场监管制度将自动迫使企业在利社会的前提下利己，自动作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行为选择。”

[新闻] “绿”被滥用,“漂”成窝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