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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即将打开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上月底传出消息：在湖北，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及其同事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已经获得安全证书。这也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市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这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无论对中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的投资者，还是以水稻为主粮的普通公众而言，这无疑都是一个重磅消息。但农业主管部门并未在第一时间发布此消息，其态度令人玩味。华中农业大学所获得的是“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转基因抗虫水稻汕优63”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有效期为五年，起始日期均为2009年8月17日。也就是说，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为其颁发安全证书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这个日子。但两个月多后的10月22日，该办公室才在其主办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中透露了上述信息。这个网站平时极少更新，转基因水稻的信息又与一堆转基因棉花品种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之中，当然很难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直到11月底，媒体才从一些专家那里获知消息。除了上述两种转基因水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一种转基因植酸酶玉米也同时获得安全证书。该研究所此前已将专利转让给一家名为奥瑞金的中国公司。由于这是一种饲料产品，并非人类食品，争议相对较小，预计将比转基因水稻更先在中国上市。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价值和风险，各利益相关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应该说，中国政府是这个世界上最支持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的政府之一。过去这些年，中国政府在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换来了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的一席之地。2008年，中国政府又启动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科技重大专项。这是一个与大飞机研制并列的重大专项，预计到2020年投入将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是中国历史上资金规模最大的农业科技项目。中国政府启动这一专项的目标非常清晰：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实现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中国数以百亿的投入将打水漂，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梦想也会大打折扣。那些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也非常渴望将其研究成果产业化，而不是束之高阁。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常常举出早已商业化的转基因抗虫棉为例，说明转基因技术的好处：既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又能够收获更多的产量。首先拿到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张启发教授，甚至与同行提出“绿色超级稻”的设想。其大意是，借助转基因技术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今后可以采用“懒人种植法”，种子撒在地里后，基本不打农药、少施化肥，也不用灌溉。当然，这个目标还比较遥远，目前获得安全证书的这两种转基因水稻，只具备有限的抗虫作用，连基本不打农药都无法做到。随着反对转基因的浪潮在欧洲兴起，并且由绿色和平这样的国际环保组织带入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在中国公众当中遇到了极大阻力。很多公众担心转基因水稻等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他们对科学家和政府主管部门也缺乏信任。实际上，绿色和平在2005年曾指控，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汕优63尽管尚未获得安全证书和上市许可，但已经非法流入湖北市场。一些媒体还质疑转基因科学家是否存在利益关联：转基因作物研究成果一旦实现产业化，科学家可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对心存疑虑的公众来说，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之举太过突然。绿色和平更是在声明中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此次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打通商业化的大门，等于将中国的农业、国民健康与粮食主权三个方面都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但对张启发和他的很多国内同行来说，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或许来得太晚。笔者曾不止一次听到转基因科学家抱怨，如果不是绿色和平和一些媒体的反对之声，转基因水稻应该早就拿到安全证书了。有的科学家甚至“咬牙切齿”地指斥绿色和平的很多观点缺乏科学依据。对于转基因技术引起的巨大争议，科学家们也有过一些反思。2009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学术刊物《科学通报》上，张启发及其同事就撰文感叹说，“科学家在进行转基因研究的同时，还要积极加强科普宣传，提高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偏见和疑虑”。但即使在“科普宣传”方面，科学家们做得也远远不够。更何况，仅仅有“科普宣传”是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主管部门审批和监管转基因作物的过程需要透明，公众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应当得到保证。不论绿色和平的一些科学数据是否站得住脚，这家国际组织关于农业部应当披露环境和食品安全数据等相关审批信息的主张，实在是合情合理。如果缺乏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将缺乏市场，商业化之路也只能走向失败。

中国转基因水稻“闸门”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