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政治经济学有用么

有用啊 现在的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好像有点和世界主流不入流哈。（主要是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 配合看 经济学说史 能给人很多启发 当然，也许会很枯燥

LZ如果考研，可以直接54上面的我的话

说无用的进别进来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马克思的高度，是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理论无法比拟的

具体说说呗，我想学习一下他高在哪，别扔这一句就不说了呀。 【 在 xiaoy 的大作中提到: 】 : 马克思的高度，是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理论无法比拟的

帖一篇张五常的“马克思奄奄一息”，我现在还在被他说服着。。。 马尔萨斯指出货品的交换价值跟生产时所用的劳力并没有一定的比例。这观点我不仅是现在同意，而且是从来没有反对过。 两星期前我用这篇文章的题目写了初稿，是打算在12月5日发表的，但因为文章的先后次序而被改迟了。殊不知《人民日报》比我棋高一着，在12月7日发表了“理论与实际”，提出令人瞩目的马克思“过时论”。 中国要用事实去考证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件我期望很久很久的事。不管香港某些评论家认为这并不是新发展，不管中国当局后来对“过时论”加以修正，我仍认为“理论与实际”的内容是中国人在思想上的一个大跃进。我很欣赏文内的几句话： “我们的口号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起来。要想懂得实际，就要投入到实际中去。经济是个汪洋大海，有许多问题是书本上没有的，要求我们到实际去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熟悉经济决非一两年之功，没有若干年的苦功，是钻不进去的。” 这些话是“卖柑者言”，我怎会不同意呢？曾几何时——是1979年吧——我在国内对两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说：“你们对马克思奉若神明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任何人都可以错，马克思也不例外。我反对的不是你们将一个错的理论坚持是对，而是你们没有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试以事实去支持或以事实去推翻。”当时，这两位学者对我的建议毫无反应。 中国人对“权威”作宗教式的崇拜，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较早时有圣贤，近代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毛泽东思想。这些崇拜是一个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徵。而“崇拜”本身又加深了知识的落后。这些不幸竟然发生在一个以智慧知名的民族里，怎能不叫人叹息？ 所以我认为“理论与实际”的发表是极重要的。我很现实，很明白中国在思想上的改进还要过万水千山，很明白马、列的神像是不会轻易地被取下来的。但毕竟《人民日报》的评论是问了一句忠于智慧的话：究竟我们所崇拜的能否经得起事实的考证？我衷心希望这忠于科学的态度能不断地普及，不断地一般化。 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为祸最深。马克思是外国人，容易被神化；他的《资本论》有祥尽的中译本，且几十年来在中国被迫奉读的人不计其数；他善用口号及术语，文字有力而又富煸动性；虽然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能把理论写得似通非通，似懂非懂。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于是就变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只有天才才能明白，不明白的就非信不可。 大约在三年前，我在中国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看到一篇孙冶方先生所写的文章（已故的孙冶方先生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权威）。文内认定历来的所有经济学者中，只有马克思一人能真正地明白价值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这种“引证”，是不能被任何科学规格所容许的。 近几年来，中国确实是比以前开放了。自由市场及产权制度的改进，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就。这些转变及其带来的效果，逐渐与马克思理论起了冲突。所以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学者就花了心血，试将马克思的理论加上“现代化”的阐释，希望能够保存马克思理论正确无误的形象。这个新阐释游戏是不难玩的。马克思的理论一向都是模糊不清。正如高斯（R . Coase ）指出，模糊不清的理论永远不会被清楚地证明是错的。要将一个模糊地错的理论，以“新阐释”改为模糊的对，并不困难。 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 问题是，马克思的模糊理论架构，却是有一个毫不模糊的基础。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什么阐释也保不了。这个不模糊的基础就是“劳力价值定律”(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那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基于“所有价值都有是从劳力而来的”。这个基础定律，马克思取自李嘉图——所以共产中国一向都重视李嘉图。历来有不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都以为李嘉图提出了“劳力价值定律”这是个不幸的误解，近人史德拉(G. Stigler)曾作了很精辟的改正。很明显地，根据本文开始所引用的李嘉图的话，李嘉图自己是否认了价值与劳力是有着一定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误解了李嘉图的愿意！ 在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主要的生产资源（中国称为生产资料）是劳力和土地。又因为当时是地多人少，未经劳力开垦的土地不值钱。所以这期间的经济学者，很容易得到一个错觉，认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劳力而得来的。至于那些可以不劳而获的宝石或珍品，及其它显然与劳力多少脱了节的价值，经济学者都有不大重视。马克思既认定所有价值都是从劳力而来，资本家“不劳”而获就成了“剩余价值”，是剥削工人而得来的。《资本论》滔滔数十万言，还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劳力价值定律”。 到了十九世界末期，土地价值急升。有些经济学者就认为这些“不劳而获”的升值，是要不得的，给地主享受不公平。持有这观点的首要人物是美国的亨利·佐治（H·George ）；他以极有煽动性的文字写成《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 ），提倡所有税收应该在土地上征收。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医生，对经济一无所知，跑到美国为革命筹款，读了佐治的《进步与贫穷》，自己加上了孔夫子的“天下为公”，写成了“三民主义 ”。中国人之所以一穷二白，无知及盲目崇拜都是原因。 马克思由头错到尾 到了二十世纪，资本家的高瞻远瞩、果敢判断及承担风险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渐被经济学者认为是一些极有价值的生产资源。奈特（F. Knight ）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是众望所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力价值定律”就被公认为谬论；知识资产投资的理论大行其道！至于那些因为对市场需求估计错误而使劳力血本无归的现象，经济学教授们在课堂上就喜欢提出“劳力价值定律”，来博取学生们的哄堂大笑！ 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中国要搞现代化，“劳力价值定律”怎能不被放弃呢？有了市场，对需求估计错了的劳力，血本无归——但劳力怎能没有价值？在今年十月，中国正式承认工商业是可能有亏损的，也承认亏损大的部门应该关闭。劳力毕竟是可以没有价值，这是马克思所不能容许的。科技及知识极重要，中国的执政者是肯定了的。但知识资产是否劳力？若说这是抽象劳力，要怎样度量才对呢？若是度量不了，任何价值都可以归知识所得，劳力的价值又从何而定？最近中国提出了知识“商品化”，是一个维护马克思的“现代化”的权宜手法。但一个天才用五分钟时间而可得的知识，可能要比一个蠢才的终生劳力有价值。马克思究竟是站在哪一边？ 中国政策难自圆其说 中国对进出口加上多种管制，政府批准进出口的文件就因而大有价值。劳力何在？为了争取外汇，外商在中国投资，雇用工人的薪金远比国营企业为高；外国游客到中国，付出的价钱比港澳侨胞为高。难道同一劳力，其价值可以有内外或中西之分？ 以上提出的现象，都是“劳力价值定律”难自圆其说的。马克思理论的模糊“上盖”，可以被“新阐释”模糊地加以维护，但“劳力价值定律”的基础并不模糊，是维护不了的。近年来我看到不少中国的经济学言论，分析“合理”价值，及劳力价值加“合理”利润的问题。这显示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思想上的斗争，是开始转移到“劳力价值定律”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这个定律错得清楚，“新阐释”起不了大作用。单看这个从“上盖”到“基础”的转移，我就认为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 【 在 xiaoy (xiaoy) 的大作中提到: 】 : 马克思的高度，是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理论无法比拟的

【 在 ppooooll 的大作中提到: 】 : 具体说说呗，我想学习一下他高在哪，别扔这一句就不说了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阐述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财富增长的来源。西方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只是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技术，劳动力，资本）来研究经济的增长，只能说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研究，从根本上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且给出了资本主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凯恩斯的来说，他说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建议政府扩大投资。70年代的滞涨现象说明就这样简单的扩大需求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在08年来到的经济危机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面临倒闭的企业收为国有，这正是验证了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将无法走出经济危机，生产资料私有会变为公有，社会主义即将来临。 对于中国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社会剩余价值的关键不是剩余价值有多少，而是它的分配情况，工人工资的不平均只是在分配上出现了不平均。在当代，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不仅仅只有马克思所描述的三个部分。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初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这是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才有可能实现计划经济，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实计划和市场的主要分别在于计划更注重公平，市场更注重效率。我国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生产效率不够发达，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这一体制的条件，也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所以转向了市场经济和按劳分配，在目前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更适合我们的发展。有人认为这是在远离社会主义，远离马克思，其实我认为是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一种科学遵循。 不是我们把马克思神圣化，而是有人把西方经济学神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