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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的耻辱与高贵的复仇 ——三论陈寅恪的知识分子观作者：刘克敌文章来源：浏览：344 次转自中国学术论坛纯净的耻辱与高贵的复仇 ——三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一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千百年来，这句话不知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也同样孕育出无数美丽勇敢女性的悲欢离合故事。这里的“士”，本来既指文士也指武侠之士的，然而不知何时，已逐渐转化为只指后者，而作为文人的那一部分，似乎只有为君尽忠而死的义务了，甚至受到屈辱也无从拍案而起，相对于侠士的扬眉剑出鞘，众多文人所能做的，也无非是写上几句发牢骚的诗文而已。所谓“文死谏、武死战”之说，假如后半句还有某种赞颂成分的话，则前半句就更多的带有冷嘲和愤慨了。作为文人，只知死于谏上是一种悲哀，纵然是为民请命罢，也多少让人有些惆怅——是否只能如此？而在统治者那一方，其对冒死进谏者的迫害固然是为了其江山永固，但对于手中只有一支无用之笔的书生大开杀戒，恐怕多少也有些令人汗颜吧！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自然非常清楚历代君臣之间的恩恩怨怨，对于历代文人千百年来的命运变迁，他既有理论上的把握，也有亲身的感受。从自身家族的命运以及师友的命运中，特别是从他自己一生的经历中，他深深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所遭受的屈辱是多么深重，而其要承担的责任又是那样艰难。于是，忍辱负重对于许多文人并非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真实的生存环境和唯一选择。从屈原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自己，他们的角色都已预先确定，其悲剧结局所昭示后人的，当不仅仅是怎样认识这屈辱，怎样理解这种忍辱负重式的群体牺牲，以及在现代，又该怎样以抵抗不公正对待的方式为自身也为历代文人正名与复仇——一种精神上的复仇。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所讴歌的柳如是等红妆形象，正是文人的榜样。就自身所受到的屈辱而言，历代妇女所承受的性质虽然不同于文人，但其深重程度并不下于文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承受大多数男性（自然也包括文人）的不公正对待甚至虐待外，那些少数最杰出之女性，还要承受所谓“女人祸水”的千古骂名。在这方面，文人倒与其有些相似，历代统治者在遇到麻烦或者是即将灭亡时，也总是先拿一些文人作为替罪羊的。这对于那些热中于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文人，尤其是一种讽刺。你不是想实现所谓抱负么？那么偏偏不重用你，且去一边发发牢骚吧。或者你不是想表白自己的人格高尚么？那么就成全你，罢你的官、抄你的家、甚至把你杀死——你的肉体消失了，也就可以流芳百世了。当然，最可怕与最卑鄙的是双重的迫害：肉体上的消灭和精神上的虐杀——判你一个不忠不肖甚至叛国投敌的罪名，置你于死地，且销毁一切可以让后人为你翻案的证据，令你承受千万后人的唾骂。一个文人如果最后的结局是这个样子，那就很难用“可怜、可悲”之类的词句来描述了罢。陈寅恪之所以以很大气力为钱谦益辩诬，当不会是完全出自与现实无关的考虑吧。所以，陈寅恪对于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一直持谨慎态度。就他自身而言，其父辈的悲剧结局真正是前车之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重蹈覆辙。所以，终其一生，陈寅恪始终拒绝介入政治。当然，这并非说他不关心政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他从来没有停止，然而关心并不是介入。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又该怎样为民族的现在与未来尽力？陈寅恪的选择是学术。不过，他并不反对某些文人走向从政，因为毕竟需要有人如此，只是他认为自己不适于此道。所以，对于那些热中于从政或身不由己卷如政治旋涡者，他也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宽容。例如对梁启超，梁氏的一生极富戏剧性，其善变之特点也正适应了时代的巨变与复杂，但也招致不少人的批评，对此陈寅恪有自己的看法：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常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己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任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梁启超的悲剧并非是他个人的，而是中国文化自身所成。为何梁氏不能专心于学术，为何他数次从政却一再失败，尽管他也努力使自己适应那个时代？而且，梁启超如此满腔热忱救国救民，为何却常常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从陈寅恪的感叹中我们应该意识到，梁启超也好，其他知识分子也好，他们总是解决不好自己的定位问题。为什么总是要身不由己的从事自己并不熟悉也不能胜任的事情？而且这样做的结局几乎总是可以料到的失败或者强加的侮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不断重复这样的悲剧，则中国文化又怎能重放异彩，再现辉煌？结识王国维并成为知己，本来给陈寅恪一种希望，他从王国维那里看到了文人的另一条出路，即真正以学术救国，以文化拯救民族，所以他们要共同探讨从根本上医治中国文化病根的途径。然而，王国维之死让他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也看到了文人命运的潜在危险：处在新旧交替时代，若想既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又不甘忍受屈辱，而洁身自好，则似乎除了自杀之外别无他途。这正是一种文化的危机，一个民族的危机。而且，严重性在于，这个民族的大多数并未意识到或者说不想意识到这一点，而宁愿浑浑噩噩或自相残杀。那么，王国维既然已达到大彻大悟，既然也与他一样，甘于寂寞坚守学术，为何最终仍走上绝路？这一点也曾久久地让陈寅恪困惑不已。分析一下他对王国维之死所做的解释即可看出，他的“殉文化”说固然深刻，却多少有一点牵强——因为此时他还不能说服自己：既然王国维与他和吴宓等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已达彻悟之境，既然王国维之死又非主要是个人性格因素，则他自己和吴宓等莫非除了追寻王氏之外别无出路？倘若如此，则此种文化危机已达不可救药地步，但这与他们的判断又并不一致。陈寅恪自然不会在这种地方轻轻放过，所以在后来的论著中，即开始有意倡导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主张以此建立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确立中国知识分子对外界压力的抵抗态度。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忍辱负重已不可取，消极自杀更非出路，惟有采取抵抗态度，方可维护个人尊严与学术自由，这已是可以能够退却的最后边界，也只有如此，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为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至于抵抗方式，王国维是采取了最消极的一种，后人不必仿效，当以积极方式抗争，至少也可以沉默对抗，在等待中寻求复仇之时机，因为邪恶终不能长久。陈寅恪的后半生，应该说就是坚持这一原则的。结合陈寅恪的个人遭遇来理解他的红妆研究，有助于我们明了他的真意所在。从他的诗作中，我们也可领悟到，陈寅恪正是以他自身以及家人之命运作为研究对象，真正把文人与女性之比较研究贯穿到底的。从古代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从古代之红妆到现代的女性，所有这一切均被他纳入自己的研究并服从于一个根本的研究目的，即提倡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自由精神，确立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使命。为此不能忘记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屈辱史以及他们先天上的弱点，要提倡净化知识分子的灵魂，洗涤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思想软骨病，敢于对抗专制和一切谬误。如此方能为中国文化的再生和辉煌，作出自己的贡献。二综观陈寅恪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可以1949年为分界线。前期主要是正面论述历代知识分子之思想及其命运；后期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转为以颂红妆方式侧面探讨，其擅长的比较研究也由文人之间（如元、白）转为文人与女性为主。而且在这一时期，陈寅恪更把他自己也有意作为研究对象。明白此点，就会理解他为何在学术著作中插进那么多他的诗作以及为何有那样多满含激情的议论。也就会理解陈寅恪在晚年为何一直坚持自己纯学术的立场，拒绝与任何官方同谋，这种坚持甚至到了超出常规的程度——例如他的凡事总要坚持要一个“说法”的处世方式。也许有不少人对陈寅恪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在事实上，陈寅恪的坚持要一个“说法”并不能保证他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有激化他与执政者矛盾的可能，属于多此一举之类。然而陈寅恪终其一生，其立场始终未变，对此有必要进行分析，看看陈寅恪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陈寅恪认为，他的坚持要一个“说法”，他的坚持对任何干涉学术自由的抵抗立场并非针对那一个党派，而只是要牢牢守住学术与政治互不干涉的界限，只是要为学术研究捍卫其自由发展与自由论争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固然也有为政治服务的只讲实用的学术，对此陈寅恪并未一概否定，但他自己不会从事这样的研究。他的研究如果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那就是试图从根本上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而非服务于某一政党的统治需要。如果说其中某些内容不可避免地具有影响政治的因素，陈寅恪也从不刻意强调，更不会因为要服务于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历史事实地进行曲解。对于这样的历史事实，他只是很有分寸的加以评述，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引以为鉴。至于影射之类的手段，是他从来不屑于用于纯学术研究中的，因为如果他对现实有所不满，他自有发牢骚甚至抗议的方式，例如写诗等。其次，陈寅恪的坚持要一个“说法”，表面上是为他自己，实际上是为全体知识分子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为学术自由争取避免政治或行政手段干涉的自由空间。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丧失了发出声音的勇气和可能时，陈寅恪的行为为中国知识分子作出了榜样，也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在这里，稍稍回顾一下在五十年代初发生的那一场被陈寅恪称为“改男造女”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许是必要的。 1951年九月，北京大学的十二名著名教授发起了一个“政治学习运动”，主动要求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担任他们的教师，这就是后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先声。虽然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直是新政权的重要政策，但由被改造者主动提出却颇耐人寻味，也许今天我们已无法弄清当时之真相，但无论如何，这一行动对以后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是这种主动仅此一次，后来就只有被迫参与——或者说被一次次的改造，直至文革的从肉体到灵魂的彻底“革命”。从1951年十月始，许多著名教授、专家纷纷撰文，表示要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全面否定自己以前的一切，立志向党靠拢，向工农群众学习，其间有许多令人叹惋的故实。时至1956年，这种表态“交心”仍未完成，其间又有批俞平伯、批胡风等数次运动。最后，开始了1957年的“反右”，这些曾主动自我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此决定。至于文革十年间的遭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迟早总会发生，因为一切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不可改变。也许这期间最让后人不可理解的就是知识分子中那些最优秀者，何以真诚到自我献身、自我忏悔的地步，既然主动把自己放在台上，被人宰割又有什么奇怪呢？当然，也有例外，陈寅恪就是一个。可惜，这样的人不多。此外，陈寅恪的坚持要一个“说法”之意义还在于，从事学术研究自然要有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指导，但仅有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使人们取得研究成果，因为科学研究需要知识，更需要方法，需要遵守一定的学术规范，而这些都需要一个学者付出长时期的、艰苦的学习和努力才行。而且，从事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思路开阔、思想活泼、敢于突破前人的束缚，不局限于现有的结论。而这些如果被某一框框所限定又怎能做到？ 1953年，有关方面派人去广州，请陈寅恪赴京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并未拒绝，但提出了两个条件，声称如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即不去北京：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里的“毛公、刘公”，指毛泽东和刘少奇。有理由相信，在很长一个时期中，象陈寅恪提出这样条件者，在中国恐无第二人。陈寅恪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处理这样重大的问题，他自己是怎样考虑的？且看陈寅恪自己的解释：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显而易见，陈寅恪是在担心出现不尊重学术自由、以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的领导方式和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学术研究的现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源远流长，对学术发展的有害无益，对此陈寅恪是非常了解的。在陈寅恪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自然是马列主义引进中国的一大成功，但同时也存在对马列主义的曲解和实用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对于俄国式的共产主义，陈寅恪并不赞成。因此他认为如果在治学中也要以此为指导，则学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的干涉，纯粹的学术研究将不可能。所以他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全力抗争，为此甚至可以付出生命。在王国维死后二十五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陈寅恪的态度和“说法”，我们所知道的是有关方面并未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是可以想见的。学术与政治，在这个回合中居然打了个平手，可能是仅此一次，后来的陈寅恪面对迫害，虽然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要一个“说法”，却每次都招致更大的压力和迫害，直至最后的悲剧结局。十年浩劫中，对于所谓“革命群众”的人身攻击，陈寅恪愤怒地给当局写信，要求调查事实，维护其个人尊严。后来，重病在身的他用不再享受公费医疗进行抗争，并让妻子写下这样决绝的誓言：“又寅恪从此再不向人民医院拿这类安眠药了。因表示决心，遂将您的处方撕为两片。” 最后，当红卫兵逼迫他交代所谓“反动罪行”时，他在《我的声明》中义正词严地表示：“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有这样气节和独立人格的人，在那样的时代是不多的。面对空前的灾难，陈寅恪仍然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其精神令人感动。然而，这一次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丧失了理智与人性的时代。如果说在以前，他还可以艰难地坚守立场，与施压者进行持久地抗衡且可以取得有限胜利的话，则这一次，对手已经是所谓的革命群众，他的再要一个“说法”就注定不能成功了。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在处理与统治集团关系时有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对于如何处理与所谓人民群众的关系，大概就缺少精神准备了。知识分子如何对待下层人民，恐怕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难题，为此很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方面，统治集团的善于利用和操纵群众倒是令人思考，耐人寻味的。陈寅恪就是这样以自己晚年的亲身体验，验证与深化了他早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相对于王国维和梁启超等，陈寅恪既生活于动荡时期，也生活于相对平静的时期中，因此他能对知识分子在这两种不同时期之使命与命运有更深切的体会。王梁等人由于一直生活于动荡年代，所以对知识分子的使命特别敏感，梁启超更多地强调入世、强调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而王国维则更注重学术，试图从改造传统文化本身寻找出路。严格的讲，他们的选择都不错，二者的互相补充与影响，也正可促进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的健康发展。不过，由于他们去世过早，就不如陈寅恪对现代中国有更深切的理解与把握。可惜陈寅恪未能熬过那一场民族灾难，否则他对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问题会有新的理解和感受的，只是这新看法恐怕会更趋悲观而已。所以他的被迫害致死，也许在令人悲愤之余，还有几分庆幸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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