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R Achieve · 镜像论坛

改革开放：福建的机遇与得失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也是福建命运的转折点。福建迎来了百多年来第三次也是最好的一次历史机遇，是福建近代以来第三次获得先发优势。福建之所以能和广东一起被中央选中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省份, 除了对台对侨的优势以外, 恰恰是因为福建经济在全国无足轻重, 即使试点失败了也没有全局性影响。但是福建经济的这些特征, 尤其是工业基础的落后, 交通的困难和基础设施的不足, 一直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还是困扰福建发展的大问题。中央对福建实行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 在1979年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下来, 但这些政策在福建的贯彻实施, 却不是一帆风顺。这固然有中央内部对这些政策还有争论的因素, 但也反映了省里的政治经济的运作环境和地方领导的能力。尤其与同样获得特殊政策的广东省相比, 福建对中央赋予的政策的运用确有不尽人意之处。当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 福建的主要领导干部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显得谨慎有余, 开拓不足。而最为后来者非议的一件事就是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形成如火如荼之势时, 福建却还下达文件要求福建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加上福建长期受地下党(解放前来自地下党城工部和地方游击队的干部)冤假错案的困扰, 干部们都怕被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 对中央在福建实行的特殊政策, 大多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中央为了促进福建改革开放的事业，于1981年调项南从北京来到福建主持省委工作。项南被公认是一位思想敏锐，才智过人，而且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他五十年代就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左膀右臂。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到文革后期才复出。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那么项南就是福建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锋。项南初到福建时，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当时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两年多了，但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福建改革开放的步子还没有真正迈开。项南到任后，积极在福建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提出福建要作好山海经的文章，以纠正过去以粮为纲的做法。他大刀阔斧，打开福建对外开放的大门。他对厦门特区的开发﹐设想十分大，曾主张采取香港的经验﹐成为大陆第一个自由港。他是大陆第一个利用外资建成厦门机场的尝试者。在干部年轻化，平反地下党问题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中央的华侨政策、对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项南也是有口皆碑。他为海外著名侨商胡文虎平反，除发还胡在福建的财产外，还商请广东省也发还胡在广东省的产业。项南思想解放，作风亲民。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就在省委会议上提出把省委大院的围墙拆掉，开放里面的绿地给市民。这种想法在当时可谓十分超前，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后作为折衷，把省委大院的围墙由砖墙改为铁栅栏墙，以达到破墙现绿的效果。二十多年后的今日，坐落在福州屏山的省委大院仍持续了这种格局。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大院内的党政军警等机构各圈各的地，各建各的楼，把作为福州标志的三山之一的屏山建成了一个大杂院，实在令人遗憾。虽然有了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福建的改革开放和广东比起来，还是显得步履维艰。从地利上看，广东有紧临香港的优势，而且经济底子和基础设施都要比福建好。从人和上看，七十年代后期习仲勋和杨尚昆出任过广东的领导，以他们的权威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福建的困难则大得多，不但先天不足，而且还受到人事关系的种种困扰。项南也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在1983年的一次谈话中，他坦承虽然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已经几年了，但过去几年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今后我们要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 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利用这个机会，项南争取到中央支持，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中央并且同意给予厦门特区某些自由港的政策，这在当时是极为宝贵的政策优惠。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制约和人事变更，福建没能充分利用这个政策，浪费了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1986年初，因为晋江假药案，项南离开了他努力经营、引领五年的福建。这对福建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和遗憾。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福建的经济发展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福建利用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1988年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开始解冻，台资的进入给福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福建的外资和外贸额都进入了全国前列。在1979年的时候，福建的工业总产值与相邻的江西省相差无几。但十年之后，福建已大大领先于江西。然而另一方面，与广东的崛起相比，福建的发展又相形见拙。同样作为实行特殊政策的两个试点省份，福建的外贸和外资额竟然只是广东的一个零头。尤其是在运用中央赋予的政策上，福建干部的谨小慎微与广东干部的敢想敢干形成了强烈反差。民间有许多形象的说法，比如中央对试点省份搞的改革举措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作法。广东看着中央闭着的那只眼睛，而福建盯着中央睁着的那只眼睛。又比如以交通灯作比喻，遇到黄灯，福建就停下来不走了，而广东想着法子绕过去继续前进。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引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高潮，改革开放由局部地区的试点迅速向全国范围扩展。但福建对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表现出后知后觉。福建的社教运动一直搞到1993年才停止，以至出现如此民谣：深圳办股票，上海点钞票，福建搞社教。虽然如此，在全国经济狂飚突进的大环境下，福建也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九十年代中期，福建经济增长速度一度高居全国第一。到改革开放二十年时，福建的主要经济指标进入了全国中上游，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十一位，人均GDP位居全国第七位。但若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交通和城市建设等指标衡量，福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的这些社会发展指标大多还处于全国中游水平，有些甚至还居于下游水平。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宏观调控和相对紧缩时期。福建经济的增长势头也缓慢了下来。然而福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这时期的国内国际经济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福建原来作为试点省份的先发优势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受中国大陆充足便宜的劳动力以及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的吸引，国际尤其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在这一波产业转移中，外资更为重视中国的国内市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成为外资的首选之地。而福建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腹地狭小，内部市场有限的劣势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随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熟悉，原来福建对台对侨的血缘亲缘优势的因素在台商、侨商投资布局的考虑中进一步淡化。加上福建科技、教育发展滞后，福建越来越感到发展的后劲不足。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福建的吸收外资额在全国的排位从原来的第二位开始节节后退，就连过去不以吸收外资见长的浙江省近来都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布局的最大特征就是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增长极，而夹在两大增长极之间的福建则感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从经商环境上看，福建一方面不具备珠三角那样活跃繁荣的市场，另一方面又不具备上海苏南那样强势高效的政府。以近年台湾半导体芯片产业向大陆转移为例，大部分生产能力落户长三角，北京、深圳也争得少许，而与台湾有地缘亲缘优势的福建却几乎连一杯羹都没分到。福建一直是最企盼两岸三通的省份，但现在福建所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两岸能否实现三通，而是在两岸三通后所增加的投资、贸易和航运中，福建究竟能争到多大份额？

福建的现代化:前世、今生与未来(一)-------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