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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查反犹主义一词，其作为专门术语出现的年代并不久远，它由一位名叫威廉·马尔（Wilhelm Marr）的德国汉堡记者于1879年率先创造并使用。在英语中拼写为“anti-semitism”[3]，直译为“反闪米特主义”。但在有这样一个词专门用来表述之前，反犹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其存在的时间已十分长远，因此外在的表现也多种多样。如果要对这一历史现象下一个全面严谨的定义，恐怕不是一两行字所能表达清楚的。而且就普通的群众性的心理而言，并不会也并不需要想得太过复杂，因此，不妨对反犹主义作这样一个简洁的限定，即一切反对、憎恨、排斥、仇视犹太人的思想和行为。反犹主义的成因相当复杂，并随着时代的不同千变万化，但“就其本质而言，是种族上的，宗教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经济上的原因。”（伯尔纳·拉扎尔《反闪族主义》）而阅读整部犹太人的历史，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无疑是那几乎无处不在地对犹太人的厌恶和反感。从欧洲西部的英国到亚洲东部的日本，反犹主义贯穿了整个欧亚大陆。那么，犹太人为何如此地遭人忌恨？反犹主义因何而来？反犹主义对犹太复国主义乃至犹太人民族精神的保持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犹太复国主义究竟代表了什么？如果说中世纪以前的犹太人之所以流散，还只是因为异族统治者的残暴多疑、穷兵黩武或信仰的不一致的话，那么从中世纪开始，犹太人悲惨的处境，就复杂得多了，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开始反对犹太人。嗜血、贪婪、卑鄙等等几乎一切可以说出或说不出的恶名都被加到了犹太人的身上。这些恶名无一不给人留下犹太人是与撒旦为伍的魔鬼的强烈印象，而这种错误的观念因为中世纪人们的愚昧、盲从而沉淀到人们，尤其是欧洲几乎所有非犹太人的民族心理之中，成为反犹主义最坚实的基础。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说最初的反犹观念还有一定的个案为依据的话，到了后来，在成为普遍的观念后人们在潜意识中就不自觉地优先把犹太人放到了犯罪者的位置上，而忽视事实了。在诸多诬陷犹太人的案例中，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4]无疑是具有相当影响的。对于这一事件，从亚历克斯·本因的一篇描写赫茨尔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对此事的评价：“（在德雷福斯被革职后），赫茨尔越来越相信他是清白的，‘在总参谋部当一名军官，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个很体面的职业。他不可能犯这样的罪……。犹太人很长时间来一直被指责为名声不好，所以他们几乎是病态般地看重名声。在这方面，一个犹太军官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名誉。’”五年后，由于左翼作家左拉等人的努力，德雷福斯被特赦，赫茨尔再次对这一事件发表观点，“德雷福斯案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司法错误，它还反映了大多数法国人的心理：判处一个犹太人有罪，通过判处这个犹太人来宣布所有的犹太人都有罪。当佩带被人从德雷福斯上尉的军服上拉下来时，众人都高喊：打死犹太人……”[5]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6]奥地利的赫茨尔[7]曾说过：“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呢？这就是犹太人的苦难。”[8]正是永无止境的迫害，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至少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产生的一大动因。这苦难使犹太人流散于世界各地，没有固定的生存空间，许多不同地区的犹太人之间甚至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前，没有任何的联系，但他们却保持完整的犹太民族的习性。尽管有些人皈依了基督教，但更多的人仍然信奉犹太教或者坚持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犹太人周围的基督教徒们更对犹太人从心底里加以排斥，而犹太人则更容易团结起来作出抗争。 (一) 宗教问题 “中世纪的种种暴行和恐怖，其深层的原因在于，犹太人执着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并拒绝在基督教的洗礼盘中冲刷掉自身的民族性。然而他们抵抗教会压力的勇气并不仅仅来自这种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民极为珍视自己的良知自由和正当崇拜的人权。”[9] 衍生出基督教的犹太教，其对其他宗教的态度与基督教对它的态度一样，都采取坚决排斥的的态度。犹太教的本质，简单点说，可以称之为“一神教”，从《圣经·旧约》中可以看出，犹太人只信奉一个神，即上帝，并认为他无所不在，却又了无形迹，就像《出埃及记》描写的那样，只表现为一团烈火[10]，并且不允许他的信徒塑造任何偶像。这种“一神论”被誉为宗教的最高成就，是人类逻辑能力的一次提高。但是，正如中国俗语说的那样“枪打出头鸟”。在万物有灵论和多神论得到普遍信仰的古代社会，这种独特的宗教观念自然被视为异端，更糟糕的是，一神论思想是排斥其他神的，因此犹太教认为其他神，或者说其他民族信奉的神都是虚妄的，“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11]，并且绝对反对犹太教的信徒们同时信奉别的宗教“另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以从你口中传说”[12]，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或许还没什么，但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对宗教的专一和排他，将意味着统治基础的削弱，而如果境内有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宗教存在的话，也会认为是威胁统治的隐患，欲除之而后快的。犹太教在公元70年的挫折后，完善化为一种也犹太人会堂和祷告者为基础的制度。这种新的宗教形式，是在放逐巴比伦后，在新型的宗教领袖Sofrim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Sofrim在后来发展成为拉比（Rabbis）。犹太教进化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犹太民法和宗教法的法典的形成。它由教长拉比·犹大于公元200年左右完成于巴勒斯坦，称米稀那（Mishnah）。这个法典成为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学者们研究的基础，有关的讨论保存在著名的塔木德（Talmud）之中，至今仍然是传统的犹太教行为何信仰的根据。犹太教的拉比们要求人们遵从《塔木德》，把本来应由世俗社会来完成的事或者以教义隔绝，或者以教义代替，加上不允许犹太人学习世俗文化，要求只阅读圣经，而且不允许翻译和阅读用所在地语言书写的圣经。这样一来犹太人就被局限在狭隘的细微教义的注释以及由《旧约》筑起的“围墙”之中。这种特殊的情况无疑给别人的指控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历史依据，伯尔纳·拉扎尔就曾说过：“这种自我孤立的危险性越来越严重了，犹太人有一种特有的‘狭隘性’。也是这种‘狭隘性’使犹太人自鸣得意，炫耀自己有《旧约》，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完美好人，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们相比的犹太人。”[13]这种看法的形成并不仅仅由于犹太人的“孤立”，《旧约》中提到的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与犹太人订了约，并未犹太人解除苦难，“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14]看来，这种说法引起了其他基督徒的嫉妒，成为压制犹太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这点颇受争议，对于“选民”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犹太人犹太人日益陷入困境。（二）经济问题中世纪所有职业之中，受到最多批评的无疑是“高利贷者”，而犹太人却不幸的与这一职业挂上了钩。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即犹太人善于经商。犹太人虽然人口不多，但富人不少，往往与在他们所在国所占地人口比例不协调。然而，犹太人的富有也成为他们的罪过，而他们富有的方式——放债，更成为人们非难的对象。犹太人是放高利贷的吸血鬼成了中世纪欧洲人的普遍思想。即使在犹太人已经被从英国驱逐出达300年后，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仍然在他著名的作品《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个残酷的高利贷者和犹太嗜血者的形象。莎士比亚借葛莱西安诺的口对指责犹太人：“万恶不赦的狗，看你死后不下地狱！让你这种东西活在世上，真是公道不生眼睛。……你的前生一定是一头豺狼，因为吃了人给人吊死，它那凶恶的灵魂就从绞架上逃了出来，钻进了你那老娘的腌臜的胎里，因为你的性情正象豺狼一样残暴贪婪。”而犹太人夏洛克呢，则无论如何只要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徐新在他的《反犹主义解析》一书中对犹太人为何会在中世纪一直进行受到指责的放债业进行了分析。指出犹太人主要受到了两个方面的主要制约，一方面是农业领域，另一方面是“犹太人只能靠钱生存”这一历史现象。从5世纪开始，欧洲就出现了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的法令。而且由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安息日日期不同，犹太人在一周的时间内无法工作的时间有两天，这对于技术落后，靠天吃饭的农业来说，这一点就意味着大量的减产。加上各国时不时的驱逐犹太人，更是使得他们无意去拥有一块固定的土地来从事农业。而对于城市平民来说，手工业和商业是当时的两大支柱产业，然而，由于欧洲城市行会的存在，他们对视为异类的犹太人采取了排斥的方式，把犹太人挤出了手工工业的领域。十字军东征为欧洲打通了到亚洲的商路，并激起了基督徒们在这一领域的兴趣，犹太人被从这个领域里赶了出去。而这时，罗马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放债活动的法令生效，基督徒们被迫服从。犹太人不受该法令的限制，于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其他受排挤的领域逐步转向了放债业。我们应当对放高利贷者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进行谴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犹太人本非我们印象中那样，是天生的高利贷者。从中世纪开始，几乎所有欧洲的手工业行会都排挤犹太人，处于隔都中的犹太人只能从事基督徒不能做（如经商、放高利贷等行为为当时的基督教会所不允许）或不屑做的工作，到了后来，由于放债业高额利润的吸引，甚至连这个行当也为基督徒暗中占据。虽然基督教统治者认为放债是不洁的，是虔诚的教徒不屑做的，“但鉴于他可以暂时消除贫穷人们的某些拮据，遂允许或甚至强迫他们从事这种肮脏的活动。在他们生存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放债条件自然要高一些，经过漫长时期的因循传袭，形成了一种职业模式，这便是犹太人高利贷的由来”[15]由此，我么可以看到，他们这种职业模式的形成只是由于环境的逼迫，犹太人并不是天生的剥削者。另外，即便是高利贷本身，是指所有的通过资金借贷为个人和某个集团获取利益的金融行为，并不是仅仅指取得特别高的利息的借贷行为。罗马教会从当时的伦理观出发，把通过借贷收取利息的活动视为一种罪孽，也就使得从事这一工作的犹太人受到了欧洲基督徒们的道德上的批判。（三）犹太“隔都” 犹太人在欧洲一直断断续续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隔都，是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作为欧洲犹太人隔绝于世的标志，隔都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犹太人和欧洲非犹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谓“隔都”是城市中的一条街或一个街区，分出来作为强迫犹太人居住的法定地区。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意大利。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以法律手段在威尼斯的铸造枪炮工厂周围划出一个街区，强行迫使该市的犹太人居住其中。居住区四周筑有大墙以将其与城市其他部分隔开，出入口派有基督徒看守。对这种隔离区，人们冠之以“犹太隔都”。随后人们便习惯上将所有政府当局开辟的犹太居住区成为“犹太隔都”。16 犹太定居点的发展最早并不是隔都。从早期开始，散居各地的犹太定居点就已经形成了社区组织，即卡哈尔（Kahal）和卡希拉（Kehillah）。卡哈尔德职能就是维护社区的宗教机构和公共设施，包括犹太圣堂、公共浴池、墓地、屠宰房、社区面包房，尤其实慈善事业。并具有相当地自治权力，和很大的独立性。然而不论卡哈尔还是卡希拉都是犹太人自己为保持宗教和特殊的社会生活习惯而建立的，是民族自决的产物，与带有歧视性质的“隔都” 不可同日而语。 “隔都” 是一种无人道的控制手段。当局不允许犹太隔都扩大范围，即使碰上人口激增也是如此。有限的土地面积促使犹太人不断地加高住房，楼层越盖越高，致使犹太隔都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中最高的地区。而且对隔都中的犹太人的行为控制严格，每天夜间或每逢节日，不论是犹太节日还是基督教节日，隔都得门都要上锁，除犹太节日外，夜间和基督教节日是不允许犹太人出隔都一步的。犹太人的隔都并不仅仅是一种空间上的遮断。实际上，隔都隔开了犹太人和所在地居民的联系。在基督教世界中生活的犹太人本来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隔都得存在更使得犹太人显得格外突出。比较由于人们对犹太人生活和宗教的日益陌生，对犹太人的了解日益浅薄，犹太人在中世纪乃至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受到误解。由于犹太人被限定在一个被迫固定的区域中，与世隔绝，文化交流停顿。处在围墙外的基督徒对犹太人的猜疑心也越来越重。对犹太人的不了解使得一些对犹太人不利的传说长期保存下来，诸如犹太人有血祭的习俗等恐怖的传说流传于欧洲基督徒之中，这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诽谤诬蔑犹太人提供了机会。（四）土地问题赫茨尔、魏兹曼和沃尔夫佐恩等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在来自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热爱圣山运动”（又称“锡安山运动”）的推动下，放弃了在南美或非洲建立一个犹太殖民地的计划，把重建以色列的计划指向了巴勒斯坦。在美苏两国与英国争夺中东资源控制权的背景下，1947年11月29日晚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巴以分治方案。该分治决议给予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14942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巴领土的56.47％。该方案偏袒犹太人，占该地人口三分之二的阿拉伯人只得到42.88％的贫瘠土地。在阿拉伯人看来，犹太人根本无权在巴勒斯坦建国，只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存在，分治决议是对他们的侵略，是对其主权的侵犯，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坚决反对这个分治决议。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近千年来梦想的实现，也是他们主权的恢复。由此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 40多年来，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之间先后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这四次战争都是为了领土问题。以色列攻势最盛的时期是在“六日战争”之后，占领了西奈半岛6.1万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5200平方公里和戈兰高地1150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土地，即把埃及、约旦于1948年战争中瓜分到的“分治决议”中计划建立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全部抢到手，又占领了埃及和叙利亚大片的领土。并造成了现在所谓“被占领土问题”。阿以冲突和领土问题激化了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人之中反对犹太人的思潮高涨，与以色列之间不断的武装冲突至今没有结束。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摆脱了欧洲反犹主义的迫害，但是却使得近300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故土上压迫另一个同样古老的民族，并挑起了这个民族对犹太人的深刻仇恨，更使得阿拉伯人的反对犹太人的思想成为当代反犹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历史真的总是这样在不断重演吗？反犹主义从中世纪发展到现在，其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踪，一个民族争取自身的利益无可厚非，但一旦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就将成为另一个侵略者和压迫者。不论是中世纪的反犹主义还是当代的反犹主义，都证明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劣根性：“在强者面前弱者总是有罪。”但是，在现代一超多强的多元化格局下，人们为保持社会的平稳发展和利益均沾，也许能够压制这种劣根性，我们将拭目以待。

反 犹 主 义 浅 析

反犹主义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