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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ptizen 北邮公民全系列
04法学 金怀鱼
Buptizen 1 开始行动
当编辑部长邀请我开这个专栏的时候，我用大口的应承覆盖了心中的没谱。必须承认，成为一名专栏作者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小理想，特别是在每天阅读新京报C叠的那一版的时候，这个愿望还会膨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本性里的恶——一种对水浒式占山为王的向往。
不管怎么样，既然好心的房东给了我这爿店面，我也就不想客气了。这段时间通过一些人和一些事明白了一件事情——有些事情不做就不知道它容易。面对着自己不断增长的年龄，我相信让自己保持年轻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的行动。在我2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极度的恐惧自己会不会就此烂掉。而两年以后，我发现我可以放心地说，我没有。年龄的增长让我能够在行不可能之事的时候记得脚踏实地，记得保持理性。却并没有让我忘记我应该做什么。
感谢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的刘正琛们在北邮的演讲，他们及时地提醒我，光不忘是不够的，我需要尽快尽快的行动。确实，拦阻我们的困难往往不在我们的皮肤之外，而仅仅存在于我们无尽的想象之中——我们被自己吓到了。《旧约•士师记》记叙了基甸的故事——当默默无闻的基甸被上帝告知他将成为带领以色列人战胜米甸人的领袖的时候，他首先的反应是害怕，是退缩。而当他勇敢地接受自己的使命之后，他发现自己原来拥有这样巨大的恩赐。刘正琛告诉我们，在他提出要自己建立一个骨髓库的时候，多少人都认为他疯了——可是现在呢？无论是基甸还是刘正琛，他们都是我的榜样，因为他们没有放弃自己被赋予的使命，于是他们勇敢的胜利了。我想我也应该做点儿什么了。
开这个专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想努力的把它做好。你看到的这个开篇已经是第n个版本了……曾经想把它写的更加轻松愉快，更加嬉笑怒骂，想毫不留情地损一些人，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因为我在纸面上、在网页上看到了太多比我更加轻松愉快或者更加嬉笑怒骂或者更加损人的文字，现在我想开一个不一样的专栏，尽管我不知道你是否需要它。我的一个小朋友在QQ上建议我，“你就写出心里最真实地感受就好”，“如果心里平安的话就应该把这种平安传递给大家”——我想我应该听她的。我想追求最柔软而最有力的文字，流水般的。
我毫不怀疑自己拥有比大多数同龄人更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也毫不否认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有点悲观的人。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不如意，看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还好还好，我从来没有丢弃自己对一些美好东西的信仰，而这正是我仅存的希望，唯一的武器。正是看到了那么遥远的一个烛光，使得我还可以裹紧衣领，继续上路。我是幸运的。
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旧约•以赛亚书》21:12）
必要的说明：我给这个专栏起的名字叫“Buptizen”，也就是BUPT + Citizen，北邮公民的意思，请原谅我的文字游戏。目前的计划是从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眼珠子后头观察我们的学校（我们就先假装这是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吧），我们身边的社会，希望能得到一些不太一样的结果——权当向大家抛砖头。以后的专栏会更加主题突出，而不会像今天一样泛泛而谈，今天开张大吉，请容我先搞个特殊。
Buptzien 2
买课本的四种方法
前一阵子为全体同学定这学期的教材——这又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焦头烂额啊，但这不影响我由此出发开始胡思乱想。
一个被高度控制的社会往往是这样的：社会资源被集中掌控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社会成员要想获得资源必须接受前者的计划分配（而很多时候社会成员本身也是分配的对象）。我们的社会直到1980年代初仍是这样的。如果我的学校仍处在这样的体制之下，那么定书的过程一定是这样的：上级（可能是学院，也可能是大班）下达了行政指令，并且不辞辛劳地把每个同学每一门课所需的教材派到我们手里，然后要求每个同学限期交钱。如果有人不愿接受这份美意，那就只好……强迫他接受。其实我们也不必担心有人会拒绝这个体制的安排，因为体制之外没有资源——如果“上级”想维系这套定书系统，他们必然已经做到了让市场上没有课本可买。
以上的定书模式（我们且称之为“模式A”吧）并不是极致。模式A虽然可以被描述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是“为人民服务”，但毕竟已经存在了有偿服务（赋税也是政府服务的工价啊）。我们这个世界总是不缺少乐于建立人间天堂的梦者，他们把模式A推向极致，推出了更加可怖也更加美丽的模式B：他们干脆不用我们交书钱了，因为在这个学校里不再存在私有财产了，学校代表我们掌控一切。我们一切的需用——无论是课本、钢笔还是袜子——都仰赖学校的计划分配。钱在这个学校也自然而然的被废止了。写到这儿我一下子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两个卖糖的售货员，一个问另一个，为什么顾客都喜欢找你买糖不喜欢找我呢，另一个说，那是因为你称糖的时候先抓一大把，然后一颗一颗地往外拿，而我是先抓一小把，然后一颗一颗地往里加。模式B要求统治者是那个好售货员，能让你觉得你的一切都是他英明的结果。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崔健《一块红布》
音乐放完，我们可以庆幸。因为我们不必经历模式B的梦魇并且正在从模式A的枷锁中脱身。比如现实中我们就不必像模式A下的学生们一样不得不在学校定书。虽然模式A并未在我们身边消失，仍然有一些人在为这个体制高唱赞歌甚至身体力行的维护它(比如我所听说的北邮出版社和学林书店之间的小斗争就是最小的一个表现)，但毕竟，只要这个体制没有掌控所有的资源，我们就或多或少的有了回旋的余地，甚至可以试图像楔子一样“钻开”一条新路。Anyway，让我们且假设模式A已经崩溃了（甭管是由于学校定书不打折以致无人问津还是由于任何别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如何买课本呢？
模式C是最没有模式的模式：大家各自去市场上买各自的书。自由秩序是最不坏的秩序，但也仅仅是“最不坏”吧。受惯模式A束缚的同学们最初可能还不习惯这种自由，就像电影《再见列宁》中的东德人一样，他们面对偌大的自由空间竟茫然了。有的同学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买书，有的同学可能买到了盗版书正在骂娘，还有的同学却相反看到别人买了盗版书省了钱正在眼红，更有的同学买到了八折的书却看到别人买了七折的书于是怀念起所有人都买不打折的书的日子……什么样的人都有，但至少，他们掌握了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结果——这就是莫大的进步。即使我在这个模式下吃了亏，我最该埋怨的人也只能我自己，而没法去怨天尤人——而计划体制下的人却总有资格懒惰和抱怨。
模式C持续了一段时间，即使有人说这说那，毕竟大家都承蒙了自由的恩惠。但时间长了，大家开始发现一些不方便了。除了上面说的种种不如意之外，比如，有的书店规定一次买20册以上才能打折，或者20册以下八折20册以上七折，如果全班三十几号人挨个去买一本显然不如大家合伙去一买三十多本来得合算。这个时候就会冒出几个好事者，他们跟大家说大家把钱都交给我们好了，我们给大家统一定书，这就比大家各自去买省钱了。大家说好啊，这样的好事我们可求之不得呢。于是这几个人就扮演了本文开头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给大家定书没捞什么中介费，但这几个人往往会要求同学们为他们的劳动付出工价——这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是愿打愿挨的交易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公平的。以上这种定书模式，我们且称之为“模式D”。从模式C到模式D的演进几乎是必然的，人们需要重新社会化。
模式D看起来和模式A有诸多相似之处，因为它都存在一个类似于政府的中介（我们且称之为“学委”吧，呵呵），大家把钱交给他让他为自己实现个体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模式D绝不是对模式A的重复或是回归，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模式A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强制力而模式D来自于自下而上的自治。令我难过的是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混淆两者的区别，比如用评判封建君主的标准来评判一个现代政府，以致得出了许多违背常识的结论。其实A和D的区分非常简单，君不见模式A的学委眼睛朝上，他怕的是收不上书前得罪了上级；而模式D的学委眼睛朝下，因为如果有了什么闪失或是怠慢了大家，大家完全可以抛弃你雇别人去，你就没饭碗啦。
由C到D的演进实际上就是社会契约论者描述的政府和国家产生的过程。既然人人生而自由平等，那么模式C自然而然就成了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至于真正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学生们买课本是模式A还是模式C抑或是什么别的模式，那还真无从考证，而且老实说还真不大可能是C（这也就意味着最早的学委也不是模式D下的学委）。那么社会契约论者们编这套“瞎话”是为了什么？我要说那怕历史并非真是如此的，这套“瞎话 ”至少也让所有人看到了真正合法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样子的，从而让以后的统治者无论情愿不情愿都必须让自己获得这种合法的权力来源（即使是假的也不得不假得像那么回事），而那些以洛克、孟德斯鸠等先贤的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国家，也在用历史证明这一切。正如我同意每个人生来都具有邪恶的一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至善永恒的向往和追求。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
Bupitizen 3
一杯狼奶强壮一个民族
中央台少儿频道的这个深夜栏目叫“童心回放”，今天晚上播的是《南征北战》。我注意这个栏目好几天了，黑白的屏幕上表演着冲锋陷阵，而屏幕右下角却是一个彩色的栏目标志，活泼的字体：“童心回放”。我可能又过敏了，反正我赶紧换了台，我觉得这个对比很刺眼。
我想起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有司公布了一个“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的清单，其中的片子差不多我早就看过——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类的黑白“打仗片”（这可是我们小时侯常用的分类），新的彩的倒也有，《大决战》。相信这个清单如果是现在出，必定会与时俱进，加上《大进军》。除去这种宏大战斗的影片，似乎也有专门为少年儿童拍摄的，比如《闪闪的红星》。片中面色红润的潘冬子眼睛里放着亮光说：“妈妈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同一部影片的结尾，这位潘冬子咬着牙，浇上汽油把胡汉三活活烧死。这些镜头我都这么印象深刻，可直到今天我才想到为这样一件事奇怪：我十岁以前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怎么就不觉得害怕呢？怎么就不觉得反感呢？我越是琢磨就越是心寒——当时我似乎真的是怀着激动甚至快感来看恶霸地主胡汉三被烧死的，因为他是罪有应得。这样一来，我就丝毫不该诧异自己几年以前看到“九•一一”的报道时丧心病狂的欢呼了。对比这件事，我进一步想通了，我乐于看到胡汉三被烧死，也许根本不是因为胡汉三是个恶霸，而是仅仅因为他是有产的地主，就像死在世贸大厦里的无辜人们原本与我无冤无仇，可他们作为大小资产阶级本身就已经罪该万死一样。当然我分清这层心理似乎并无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只要是敌对阶级，那就是坏蛋……噫！难怪刘晓波先生说咱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中国人”，我们的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又有几部不是这样有力的一剂狼奶呢？
狼奶好喝吗？狼奶好喝。当年看《上甘岭》，看到卫生员在山洞里给士兵们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看到士兵们神圣的表情我一下子就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不瞒您说那时侯我都上高中了，不能说不懂事。可当我看到这一幕精心设计的场景时，我真切地以为自己找到了失落许久的纯真的信仰，以及由此而生的战斗的勇气……现在再看这一段，我一定还会叹服导演以情动人的手段之高明，却断不会为之感动，我只会为战士们单纯的表情而悲哀——中国用她十几万年轻儿子的生命，换来了北韩人民长达半个世纪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可就在这样的电影里，他们的卖命却是这样的神圣，这样的诗意。嘿，我在网上看过纳粹德国的宣传画，听过“德国国防军”的军歌，我得说戈培尔是个天才！
狼奶好喝吗？我也不知道狼奶好不好喝，反正我喝惯了。当毒液之毒已经溶入血液，深入骨髓，我又怎能再意识到那是毒呢？你看这些电影是这样的疯狂又这样的肉麻，可却是我们的父辈少年的回忆啊。崔永元不是搞了个节目，每星期都回顾这些老电影吗？我妈妈和她的无数同龄人不是经常看着这个节目怀旧吗？我得说这狼奶真的造就了一批忠实的顾客，他们只认牌子不认口味，更不认营养。和这狼奶的营销策略相比，光明牛奶的那些小花招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小朋友利用暑假时间熬夜收看《童心回放》，对自己加紧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希望不要太多。在香港《大决战》是分级为二级的，因为其中有不适合儿童观看的暴力镜头。《耶稣受难记》多么弘扬主旋律啊，可它就是PG-13，没的说。——小孩子长大了自然会更容易明白道理，所以又何必为了提前这几年而付出让ta做噩梦的代价呢？可是我们的狼奶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从娃娃抓起，而且是强制消费——大约30年以前是绝对垄断的，没有牛奶羊奶只有狼奶，不想喝狼奶就啥喝的没有；现在不行了，牛奶羊奶比比皆是，可不能眼看着子民们吃坏了身体啊，所以赶紧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用课间加餐的方式推广狼奶，不喝不行，喝了不写喝后感也不行。现在的孩子见多识广啊，他们觉得狼奶不好喝，可这不要紧，加糖与强灌相结合——吃药嘛（谁说毒药不是药），还不是为了让你身体好吗？大人能害你吗？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了，大人就省心了。
7月31日凌晨
Buptizen 4
谁说我不在乎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评价历史事件的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只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毛概老师下课前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我们课间的讨论。听到这些话，我一阵心痛。
这不是我第一次得到相关的批评，我曾经遭受过远比这激烈的职责甚至辱骂，但直到今天，我还是做不到心平气和地接受它。是的，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我甚至有胆量说，我比大多数的网上的反日小将、大多数的《环球时报》读者、大多数的义和团民（我和毛概老师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都爱国。我曾经对我的一位小朋友说过：我对我自己现在的生活特别满意和知足，我现在生活的紧张感来自于我心里对别人的生活的负担。我说的“别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素不相识的人，包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也无需掩饰，我对自己的同胞怀有更重的负担——只因为上帝造我是中国人，他给了我爱中国的心——我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
曾经我是不会爱的——我不说爱我的祖国，我说爱我的女孩。我是这么的在意她，我希望能给她我所有的一切，我希望把她变成最幸福的女孩……可是后来发现我错了，因为其实我并没有顾及她的感受和她的需要，我与其说是在意她，不如说是在意我自己。我以为自己是在不断地为她付出，可实际上这些东西并不是她所需要的，到头来只能让她不堪和害怕，我的热情唯一的功效就是灼伤了她。我甚至必须追问自己：你真的爱她吗？你的付出究竟是为了她的快乐幸福，还是为了发泄你表达爱意的冲动，从而实现某种心理的快感？
我最终没有回答出这个问题。也许我确实是爱她的吧，只是不得要领。如果是这样，至少，我应该偷偷地爱她——如果我没有确信自己可以给她幸福，甚至相反，那么我就不应该把这一切的热情付诸行动。因为我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带来不幸，更何况是自己至爱的人。
我想爱祖国也是一样的吧。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爱国者和国家的罪人，就像我曾经给我爱的女孩带来伤害一样——这是我可能给义和团的最客气的评价（这个评价已经假定团民一系列的蠢事都是出于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事实上未必如此。篇幅所限本文不会展开谈这个问题）。真的，如果仅从客观结果来说，团民们真的逃不脱中华民族的罪人的骂名。我的朋友生病了，我请来庸医给他看病，把他治死了——即使我的这个行为可以逃脱刑罚，我也仍然不会因为动机的纯良而受到众人的原谅，更不会因为动机的纯良就由罪人摇身一变成了英雄。愚蠢的行为不会因为一个（看似？）高尚的动机而不再愚蠢，出于头脑简单而实施的罪恶不会因为头脑的简单而不成其罪恶。如果说拆铁轨、拔电线杆子的盲目排外行为我还可以作为一场闹剧付之一笑的话，那么造成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的屠杀这样的事实我却只有头皮发麻的份——难道这就是这些团民们的爱国吗？爱国的人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吗？可是就是这样，我们身边却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为这些暴徒辩护，仿佛我可以只用一个上书“爱国”二字的美丽旗子，就可以覆盖我屠刀下的血，哪怕这些血本来属于我的同胞。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我爱她，所以我有权给她带来不幸？
抢占道德制高点这一招真是太可怕了，我在网上领教过多少次。他们一手高举旗子使自己刀枪不入，一手猛扣帽子让对手身负骂名。余杰先生在《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收录于文集《压伤的芦苇》）一文中，如此评论19世纪末中国统治阶层内部“洋务派”和“清议派”的斗争：“清议派们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也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什么事情也不干、或者惹出漏子来让别人帮忙弥补，他们却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理直气壮。”如果说清议派的官僚们所做的是面对中国的病体讳疾忌医、拒绝治疗，那么义和团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无异于在中国原本就跳动微弱的心脏上捅了一刀。就在这样的时候，另一批人挺身而出，要为拯救这个垂危的国家尽最后的力量，虽然他们给出的药方各不一样，但是至少，他们是理性的爱国者，是负责任的医生。无论是主张保守治疗的李鸿章，还是主张动大手术的孙中山，抑或介于两者之间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用他们各自的方式为他们的祖国和她的人民争取利益、权利和自由，收拾昏庸的统治者和疯狂的暴民留下来的烂摊子，可是耐人寻味的是，这四个伟大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曾经被骂作卖国贼。
诚然，我们不能要求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农民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作为一百多年后的知识分子，如果因此就抹煞他们犯下的暴行，甚至还要有意无意的以他们为榜样，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恐怖主义辩护，那就不再是无知愚昧了，乃是不负责任。一个爱国的人是不应该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的。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无非是我们并不需要义和团式的爱国，反对义和团式的爱国并不代表我不爱国，恰恰相反，正因为我是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我才要反对义和团式的“爱国”行径，而支持那些如李鸿章、孙中山般的真正能够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卖国者”。
不仅仅是这样。
我根本就不认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抑或“站在公义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是人类，拥有荣耀。我不相信掌管人类历史的力量是暴力的强弱，是达尔文、斯宾塞式的丛林法则——如果这样，我们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我相信超乎你我智慧之外的公义的力量掌管着历史的走向。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应该遵循这个力量以及由它而来的规则和秩序。否则，即使违背它可以带来一时的快感或者利益，也必然会遭到更长久的惩罚——没错，我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正是出于这样的信仰，大多数德国人没有把希特勒当作民族英雄，相反，希特勒是德国的罪人，正如他是全人类的罪人；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信仰，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真正的反思他们的历史问题，罪人才被当作失败的英雄，供在神社里接受敬拜。对于后者，中国人总是这样的不屑，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看看自己呢？如果我们仍然是丛林法则的信徒，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谴责一切作恶的人呢？
正是出于这样的信仰，年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从安全的美国返回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投入了促使自己的国家输掉战争的事业，并且因此牺牲生命；正是出于这样的信仰，苏联的“两弹之父”萨哈罗夫上书最高统治者，要求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试验，并且为这个国家受迫害的人呼吁，不惜付出被流放和监视的代价；正是出于这样的信仰，特雷莎修女远离自己的祖国，来到遥远的印度为那里苦难中的人们奉献终身……他们的为之付出的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他们祖国的荣耀，而不是相反。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同意我这个观点：东史郎那样的悔罪者是他祖国的形象的挽回者而不是败坏者。那么换成我们自己和自己的祖国也应该是这样。很少有人会尊重一个有钱的贪官或是有势力的强盗。违背公义去追逐自身的利益，在损害别人之前首先损害的是自己。
亲爱的，我不会为了给你买戒指而去当强盗，因为我爱你。我知道你也不会因为这个嫌弃我，是吗？
10月28日
Buptizen 5
首先请大家宽恕我，我的专栏有两个星期没写了。这段时间我确实在忙自己的事情，被一些事情驱使得焦头烂额。我在努力努力让自己驱使种种事情而不是反过来，比如重新开始“北邮公民”的写作就是一个体现。
不久以前，我所在的大班举行了班委改选。这的确不是新闻。但这原本可以是令人激动的。我们的辅导员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按团队而不是个人进行选举——大班班委有四个职位，“四个人依据四个职务，自由组团并分配职务，集体参与竞选”——这是辅导员的原话。真的呀，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花怒放，心说中国人民盼望了半个世纪的多党制竟然就要在我的大班开始试点了！然后眼前就浮现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异象……可惜后来这个选举方式没能实现，因为到最后只有一个团队报名。（我曾经很想上去插一杠子，拉一个“中右联盟”之类的大旗。但是最终还是决定不要不负责任的参加，当我发现自己对选举本身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对某个职位的兴趣。）所以，北邮公民们的民主试验最终胎死腹中了，我向往的驴象之争没有发生。说实在的，班委选举和政府或议会的选举终究是两回事（下一期的“北邮公民”会探讨这种不同）。但是不要紧，请允许我们假戏真做，以下仅从选举技术的角度分析这个死胎，没有别的意思。
仅有的一个报名的团体从定位上看颇有我党之风，试图“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推出的四位内阁成员两男两女，分别来自我大班所辖的四个小班，考虑到了最广泛的代表性，几乎和内定的人大代表名单抑或五位福娃有得一拼。方便起见我们以下称这个竞选团队为“代表党”吧。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中，有胆量打出如此三个代表的竞选纲领的可不多，如果有，那肯定是有多年的执政传统的大党，牌子硬到足以凭历史说话。如果一个政党的腰杆子没有这么粗，却还试图代表什么最广大，在选举中那就极其危险了。原因很简单，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选民的诉求是各不相同的。你把越广大的群体拉近你意欲代表的范围内，你就越难确定你党的政策。这样做实际上是把过多党际的博弈拉进了党内，其结果可能是用一个大妥协得罪所有人，也可能是自然地走向分裂或是派系斗争，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平衡（比如日本的自民党）。
在这个选举中，我把自己假设成一个政客。我要做的就是赢得选举，也就是尽量多的选票。（当然真实的民主制度中，大多数政治家追求的并不仅仅是选票，更有他自身所忠实的政治理念，这一点暂时也不过多考虑。）看到了对手的潜在危机，我觉得我可以拉一面大旗和他们一争高下了。我们且用这个专栏来命名这个党吧：公民党。面对那代表广泛的对手，我们公民党似乎情况不妙。那么怎样从对手手里撬出更多的选票呢？我们显然不能走对手的路子硬拼，我们必须精心设计我们的竞选纲领吸引特定一部分的民众成为我们党的忠实选民，进而争取一批诉求与我们不那么一致但是相对接近的选民。至于某些与我们理念对立的群体，我们就无法顾及了：请你们投能代表你们党的票吧，我们的党从来就没打算做到三个代表——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党能做到这一点。落实到这次大班委选举，我不妨推出四个内阁成员，来自两个专业，而放弃另外两个。我甚至可以旗帜鲜明地声称我代表的就是这两个专业的利益，我认同的就是这两个专业的理念……在这个例子中，“专业”代表的可能是某个阶层，可能是某种政见。不管是什么，我必须打一部分拉一部分。在我“拉”的这部分人里，他们——如果把他们看作是理性自私的——几乎是必然支持我们公民党而不是代表党。因为我代表且仅代表他们，比他们在代表党里的被忽视要让他们放心得多。
也许这个时候还有更多的党参与这个选举，比如有的党也采用代表党一样的策略，而有的党采取和我们公民党的策略，只是立场和我们完全对立——这些我们都不怕。这两种党分散的都是代表党的而不是公民党的选票——你看是不是？班委选举是政府选举，只有第一名才是赢家，所以我公民党能否拗过老牌大党代表党还很难说（但也很有可能成功，比如在台湾，民进党赢得选举的策略就跟我们公民党有几分相似），但如果是比例代表制（也就是一个选区可以产生数个议席的选举制度）的议会选举，公民党就很有把握成为议会的一个重要力量。
关于选举技术的问题只探讨到这儿。虽然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向纵深发展，并且极有可能扯出数学问题。但是说多了却和这个专栏的初衷不符，更担心技术性的问题说得太多，反而有可能让一些读者对民主制度产生些许反感，所以就此打住。
确实，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如果政治家们考虑的仅仅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那么这个民主制度是低层次的。比如当今的台湾就是这个样子。原本汇聚了台湾大批精英、代表台湾社会民主进步力量的民进党，为了能在选举中和国民党抗衡，采取了一些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不大可能出现的策略，甚至造成了社会的某种对立甚至分裂（比如强调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但是我还是要说，不成熟的民主制度要比成熟的专制制度好得多。大多数台湾人民还是在享受民主制度带给他们的种种好处，他们至少在国民党之外有了一个选择，他们至少可以用手中的选票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最能代表自己政治诉求的候选人。没错，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候选人都成为圣人，恰恰相反，制度的设置需要默认所有人都是坏的。正如一位美国开国元勋（我忘记他是谁了，如果有人知道麻烦您告诉我，我的QQ是14601805，谢谢）的名言 ，“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天使执政。”
Buptizen 6
春寒料峭
我是直到春节才知道了《冰点》周刊的事情的。在那几天之前，我傻傻的把袁伟时教授的那篇文章转载到了我自己的博客上，因为有人在某个QQ群贴了那篇文章的网址，我觉得写得很好。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篇文章所已经导致的悲惨后果。后来偶然窜到张小明同学的博，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再后来我又找到了团中央宣传部的文件以及李大同先生的公开信。我知道，又一家我喜欢的媒体惨遭毒手了。联想到阳历年关的《新京报》事件，以及Google的最终妥协，阴历年关的这件事我竟没有一丝震惊。电视里宋祖英们继续歌唱着盛世，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一小块横断面。
一个横断面是没有厚度的，它就这样被印在历史的巨著上，只占据了微不足道的一页。它同样也将被印在未来的某本历史书里，更渺小的一页。在未来的孩子们手中，今天被轻轻地翻动——2005或是2006无非是历史书上的一个页码，如早已在我们手上翻动的1949、1976们一样。想到这儿，我释然了。
那些不可一世的君王们大可以在活着的时候用手中的权柄为自己修筑神坛、建造坟墓，这有什么关系？当他的阴魂散去，还不是任人评说，任人嘲弄？你看过希特勒、斯大林慷慨激昂的演说的录像吗？台下山呼海啸的响应在今天看来恰恰成为历史的笑柄——他们竟可以这样快地被人民所唾弃。在历史书写者的俯瞰下，在永恒的维度中，这些人的权势和“功业”又算得了什么呢？
同样，在我看来难以忍受的患难或不义，在永恒看来又算什么呢？我面对的一切，又何尝不是马丁•路德•金面对国的，何尝不是曼德拉面对过的，何尝不是金大中面对过的，何尝不是瓦文萨或是哈维尔面对过的？他们或者活着看到了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最终胜利，或者到死也没有看到——这又有什么关系？谁说我不可以在黎明前死去呢？难道一代人的逝去可以使光明不到来吗？阳光下，孩子们轻轻地说：“哦，曾经天是黑的呢……”等他们长大一点，他们可能会翻开一本书：“哦，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几千年的历史就这样拿在他们手中，也许并不沉重，一如麦迪为阿迪达斯作的广告。
我又何必担忧，我又何必惧怕？我又何必叹息自己的无能为力？我知道我在这个荒谬的世代所当走的路，那我就走完他们，仅此而已。我不该忘了，无论是义士，是圣徒，是小丑，是暴君，他们都不是永恒的。而自我们出生就深深铭刻于我们心中的美善，却是亘古不变的。它有如水的顽强，面对强力它看起来总是如此软弱，却又永远无法割断。这便是我不致绝望的理由，也是人类不致灭亡的希望。
巴金老人说：“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圣经》说：“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雅歌》3:11~12）在情人节那天，我把这句圣经中的情诗发给了好多人，现在我也把它送给你，用它来结束这一篇，也开启新学期的这个专栏。现在诚然是春寒料峭的，但毕竟毕竟，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
Buptizen 7
我眼中的余杰
——给Whenever同学的信
Whenever同学，
幸亏你的ID不是whomever，否则这标题还真有歧义呢。特别不好意思，我撂下一个QQ号就“消解”了你大篇的留言——所以现在我决定必须给你写一封正经的信，好好和你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说余杰之前，让我们先说说阿加西吧。我当然知道有些人更喜欢十来年以前的阿加西——长发，花衣服，放荡不羁的性格。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他现在依然是当年的样子，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尊敬他，把他当作男人的典范；当然，如果他从来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那么他对我来说也太平常了。可就是这种从男孩到男人的变化对我来说是迷人的。另一个类似的人是乔治•W•布什。他们俩是我做男人的榜样。我愿意相信，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我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现在让我这个曾经的坏小子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你是知道一点儿我的历史的，并且你说你是半个基督徒，既然这样，你应该更能理解我的这种感觉。
为了写这篇东西，我随手Google了一下余杰的名字，如我所料，大多数的搜索结果是负面评价。骂他的愤青们我们大可不理。但更多的是曾经在《火与冰》的时代喜欢过他的人对他现在的变化感到失望。然而，恰是他这么多年来的变化，让我对他的态度从欣赏或者佩服，变成了尊敬和认同。这跟我对阿加西的感觉是有点儿类似的。我觉得余杰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的成长。我是自私的，我发现但凡让我感动的人物，往往是因为从中能够些许看到我自己的影子。他当年就向我当年一样，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面对周遭种种的不公正选择了愤怒，选择了无情的抨击……记得我回乡准备复读的那个春节，我的一位小朋友给我发来贺词：祝你永远愤怒。然而，随着自己的成长，随着自己看得更多，也想得更多，逐渐明白，其实愤怒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明白了一件事：爱比恨好，而且长远来说，爱比恨更有力量。没错，虽然当时我还并没有接受我现在的信仰。余杰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更多地把柔软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自己发光。爱情啊，信仰啊，都是能让人变得温柔的东西——这也是我的体会。也许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的人，一个有一点宗教情结的人，但是现在，他的这一点终于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你提到了鲁迅，虽然我没有资格在文学的层面上评价这两个人，但是，鲁迅给我留下的印象有太多的嬉笑怒骂，有太多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太多的痛打落水狗……而在余杰的文字里，我可以看到一种爱的力量，这在鲁迅的文字里面是不那么容易见到的。
我跟余杰是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的。那是今年的一月七日，在一个体制外的讲座上。虽然我看过他在文章里提过自己的口吃，可是他的文笔、情感都太奔涌了，以至于我无法想象这件事情。我看到了他本人，听到了他讲话，我才发现原来他比他自己描述的看起来还要不起眼，说话也还要不利索……他讲了去年中国频发的矿难，自己童年的矿难记忆，以及造成它的体制……他讲了一个听起来完全不靠谱的方案，希望中国人能够重建应有的生命伦理，他讲了史怀泽牧师的故事……此后的提问我问了关于信仰和自由主义的关系的问题，然后我厚着脸皮要和他合影，我和他还有好多人一起吃了晚饭，就这样。从他口里我知道他现在就住在望京那里——他从来就没有像愤青们恶意揣测的那样生活在美国，并不是他不能出国，而是他更愿意留在祖国，和他热爱的人民在一起。他和他的妻子——《香草山》里宁萱的原型，完美的女人，促使他成为基督徒的人——每个周日都精心打点自己的房间，迎接弟兄姐妹的到来，因为他们的家已经成为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点。寒假的时候，我偶然在网上得知，就在讲座之后的第二天那个主日，以及一周后的那个主日，他们的教会遭到了警方的骚扰……
没错，余杰这个人有很多可以被人拿来批评的地方，我承认他确实欠缺理性的思考。辩论的时候偶尔不那么讲道理，让人只能看到他充沛的感情和高尚的道德，却不那么具有建设性。这也是我的一些同道中人不太喜欢此人的一点，我也承认。但是我有时候想，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要求一个萝卜具有白菜的味道？余杰就是余杰，他不是许志永。他只是一个作家，他做的并不是法学家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用后者的标准来要求他？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相信余杰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就是成为这个社会的良知的代言人，时刻拷问每一个人的内心，质问阳光下所有的罪恶。这也正是我从他的文字里得到的。没错，我的人生理想是像许老师一样亲身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来促进这个社会的公正。但是，并不是说像余杰这样的人就差一档。毕竟毕竟，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话，他们的责任就是代表这个社会的良知——能做到这一点，难道不够吗？这个社会太需要像他一样随时提醒我们、也提醒统治者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应有的良知。我的朋友，我曾经也和我的父母谈过关于文革时期的种种灭绝人性的实践，知识分子遭受的悲惨迫害，我妈妈的反应却是：那你以后千万小心，别乱说话乱写文章被人抓了去……这番话让我好好思索了一番——你看，多么奇怪，即使是这样违背人类基本良知的事情，在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看来，它还是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而仅仅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参考。这难道不是很可怕的吗？所以，现在的中国似乎更需要一个人提醒人们基本的价值、基本的良知，而不限于实用主义地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余杰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余杰只写了《香草山》一部作品，我也应该喜欢这个作家。我是军训的时候从同学手中得到这本书的——到现在它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那真是一个悲惨的经历，我看到了在这个所有人都必须整齐划一的地方人之为人的尊严是如何的被践踏。我和我的小朋友们相濡以沫着。有一个同学跟我分享了这本书里的一段——是余杰对他在北大参加为期一年的军训的回忆。然后就是我迫不及待地用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情书集换来了那本《香草山》。在军训文艺汇演的嘈杂之下，我从第一页开始被这本书感动……我的朋友，我给你摘抄一段吧，这是宁萱的第一封信：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
“我想，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不再纯洁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我不知道，原来我可以被一段文字感动得热泪滚滚，我藏在喧嚣的台下的黑暗里放纵着自己的脆弱，我对自己说是啊是啊这也是我的命啊……后来，我决定买这本书给我的女朋友（我曾经以为我是不可能找到像宁萱之于廷生的那种爱人的，感谢上帝）做圣诞礼物，当我在国林风的书架上找到那本书，翻到任意一页，我发现自己还是这样容易地被它击倒！（虽然我承认，在军训的那段时间里，我比平时更脆弱，也更易于感动，比如我也是在那个地狱里爱上了北岛。）
一不留神，说了这么多……最后我必须说点儿酸的了。能“第二次”认识你我真的很欣喜，特别是当我们发现经历了诸多变化之后的我们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甚至可以谈谈信仰——这真是我不曾想到的。我曾经跟你说过我的“三个小圈子”。也许这三个圈子正是我自己向三个不同方向的投影，我在这些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间才——像萨特说的一样——成为了我自己。这三个小圈子，在这个学校里是这样的孤单甚至异类，但毕竟毕竟，有就比没有强，希望你说的是对的：北邮到底卧虎藏龙，到底有一种不熄不灭的力量闪亮在北邮上空。或者让我们放弃宏大叙事，至少至少，我特别开心能有这些朋友，他们让我不必过于孤独，我为他们也心存感恩。当然，这个“他们”也包括你。
让我们用中国传统的方式结尾吧（是的，我讨厌“此致敬礼”，只有军人才敬礼，而我们并不应该生活在军营），多么美好——敬请春绥！
你的朋友 金怀鱼
200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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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ptizen 北邮公民全系列 作者:金怀鱼 (北邮今周专栏力作)
fenger
2006/3/20镜像同步6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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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以来，《北邮今周》的“北邮公民”专栏陆续刊登了金杯鱼同学的6篇文章。我只读了其中的1、3、5、6四篇文章，就发现其中充斥着大量违宪的观点。诸如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三个代表”，要求西方民主等等。
在一个校团委主管的并自称北邮权威报纸的学生刊物上出现这种文章，令我莫名惊诧。但凡对祖国和人民有感情的人都不会认同这些文章。我不知道《今周》的主编或终审是否读过金同学的文章，如果没有，那是你们的失职。按北邮的校规，有违宪言论的学生受何种处分你们必定比我清楚。
在金同学的第3篇文章《一杯狼奶强壮一个民族》中，金声称我志愿军浴
血奋战换来的是北韩人民五十多年的独裁统治。一派胡言！韩国军政府独裁了多少年？民主的韩国政府也不过是冷战结束后才成立的。在苏东剧变前，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比韩国高。而且韩国经济腾飞时期恰恰是韩国军政府统治下的极黑暗的时期，那种政治高压不知比平壤高多少。对此，金同学却避而不谈，我不知道这是刻意如此还是愚昧无知。文中金还宣称我国战争片《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等不应给我国儿童看，说那是狼奶。那么美国电影《爱国者》、《勇敢的心》、《拯救大兵瑞恩》、英国的动画片《战鸽快飞》就不是狼奶？它们不都承载着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不都体现着西方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我国这些电影也没有被分级。你有钱就能看。儿童也不例外。
金同学以为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是主旋律。其实不然，不仅其他教派人士批评该片，就是在美国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反感这部影片。它自然要被分级，它所表达的思想违背了美国的信仰自由精神。
金同学有这样的感觉就在于他不同情旧中国的穷人兄弟。富人本身无罪，前提是他挣的钱是干净的。谁强取豪夺人民的钱，谁就会受到惩罚。没有人会因为看了部电影就仇视富人。金说中国人残忍，好象法国人民善待了路易十六和一大批贵族。法国人可是以浪漫和自由闻名与世。可见，金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说西方好，惟独不见西方世界背后的血腥！虽然黑奴、土著、华工都死了，但谁忘记了他们谁就是不尊重生命。
金在第5篇文章中宣扬西方民主。文中说民进党是台湾的精英。说他自己向往台湾的选举。说不成熟的民主好于成熟的专制，说全国人民盼望多党制。谁盼望了？自己犯傻还拉上全国人民！一个数典忘祖的人有什么资格代表我，代表中国人民？
台湾民主好啊，什么都能造假，民进党是精英啊，贪污腐化一点不比国民党差，其贪污腐化的速度远比国民党快，还天天想着台独，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
金说不成熟的民主比成熟的专制要好。于是利比里亚枪声不断。好不容易有个选举还弄虚作假，愚弄人民。维阿的支持率可是大大超过其他候选人。可结果怎样？利比里亚人民的意志被政客强奸了。
去年，西非的不成熟民主国家尼日利亚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尼日利亚发生大饥荒，数百万饥民躺在首都的街头呻吟。而附近西非最大的农贸市场中商人们囤积粮食以待粮价升高。一边是饥民，一边是不法商贩。民主的尼政府说，我们是民主制，是市场经济，我们无权干涉。政府和商人挣钱，而人民却只能饿死街头！
不成熟民主国家的人可真幸福啊，要忍受战乱、失业、贫穷、疫病。不过，没有关系，他们有民主选举。我不明白人不能好好生存时要美式民主有何用！铁托说的好，西方民主就是你有权在街上走，可没人在乎你肚子里是否有面包。
美国就讲民主吗？伊朗7000万人民想要核设施美国凭什么阻止？又为什么不支持哈马斯和白俄的卢卡申科？他们可都是民选的啊？
第6篇《春寒料峭》更是露骨地表达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说什么“惨遭毒手”、“黎明前的黑暗”“将来儿童会说天原来是黑的”等等。这就是攻击党、攻击政府。金在文中把我国政府与南非白人政府、韩国独裁政府等同。真是可笑之及。我国政府何时搞过种族歧视？何时干涉过他国内政？金文中还说“斯大林和希特勒都受到人民的唾弃！”金居然把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提并论。由此可见金同学毫无历史常识！至今俄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怀念斯大林时期的强势政治，他们为苏联自豪。普京也不例外。没见斧头镰刀五星——苏联红军军旗仍在俄军上方飘扬吗？即使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对苏联党和人民、红军各级指战员充满感情。斯大林的功绩非常多。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打败法西斯，拯救了整个世界。即使是邱吉尔也不否认这一点。我读过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等7位苏联元帅、大将们的回忆录，即使与斯大林有矛盾，即使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年代中，他们都不否认斯大林的功绩。而金同学却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是冷战思维！幼稚！还谈什么个人自由！
金的问题很严重，其文章漏洞百出，愚弄同学，影响极其恶劣。《今周》对此要负一定责任。有独特的想法是好的，《今周》提供一个平台也是好的。但任何人都不能违宪。如果《今周》不能在头版发表通告对此事解释以正视听，我一定会向校团委反映，或向更高一级部门反映。我相信总有部门处理此事的。毕竟违宪不是件小事，鼓躁和宣传这种违宪的思想更不是小事。
后记：本文章只是反映情况。刊登与否都不重要。我真心希望《今周》能够妥善处理此事。我相信我们的学生终究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