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涯若干文章 并采集大家对易中天现象的看法

『闲闲书话』史坛笑看“刘兰芳”——致易中天教授的公开信 作者：傲世弥衡 提交日期：2006-8-5 12:37:00  易中天教授 台鉴 尊敬的易教授先生，因您的讲座达到了“学者使电视深刻”（《品三国》广告语）之故，近来您名声大噪，如日中天。您那略嫌尖细的湘味普通话段子，已萦绕在无数寻常百姓家。历史的大餐，加了辣子之后，果然满坛子异香扑鼻，万众欢腾矣！在下我耳濡目染，也买了一本大作来研读。 读罢，拍案惊奇！不过，现有若干疑问，就教于易先生。您走红以后，先有复旦周振鹤先生斥为“破绽百出”，又有网友说您“信口开河”，更有人著文质疑您的“历史观”。但见您从容应对，一一辩驳，显见得比余秋雨大师沉着冷静得多。 我倒觉得，您的“硬伤”不多，不像余先生那样俯拾即是，让人家写成书来开心。您思路严谨，又认真读过《三国志》、《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及其他三五本野史笔记的，弄错了古代官制、用错了古汉语词汇、以及张冠李戴的事情，怕是难有。关键是，您是文学教授，“捞过界”来论史，您是否能够代表“学者”水平？ 您的问题在于——以猜测代替研究，“大胆假设，粗率求证”。这几乎不是在谈史，而是隔山打牛，业余瞎侃三国而已。 即便您仅是在做“普及”工作，但既然谈史，同时又有考证与分析，总还是要循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你的介绍与分析，所依据的，仅仅三五本古籍。“品三国”目前虽然只能“纸上谈兵”，但您的依据是否仍嫌狭窄了一点？要“品”三国，总要将彼时人口、经济、物候、地理、军事、文化、风俗……林林总总古今资料爬梳一遍。要肯定一件事情，总要多方举证，大致“锁定”。 您老却不，也许是您成长在“建设兵团”时代，“主题先行”的痕迹比比皆是。先立论，后找证据。且证据不超过两三本书。不利的证据，就敷衍过去，弄个自圆其说就罢。有利的证据，则仅举《三国志》，一句“这是上了正史的，应该没错”，就罢。或者“作者对某某是反感的，但他都这样说，那就应该没错”。如《资治通鉴》上有不利证据，则一句“司马光是靠不住的”就了事，却又不提《资治通鉴》也是正史之一。这方面，在论及曹操、诸葛亮的为人时，颇为不少。恕我不一一列举，怕您也是心中有数。 您的“多层次假设”也是一绝。论到曹操赤壁之战究竟投放了多少兵力，您居然用了打折法。史无明载，您就“即使不到八十万，打个对折，也是四十万。即使四十万也没有，再打个对折，也是二十万，犹胜于江东的五万人马”，如此“历史数学”，怎不令人拍案？人数多少，总有一定的凭据来估计，打折法也算讲史？那真要起陈寅恪老于地下来问一问了！再有，曹操究竟是大军与孙刘联军遭遇，还是仅仅五千轻骑撞在了周瑜的口袋阵中？您是忽而在东，忽而在西，待读者早已经“蒙查查”之际，您就“总之我说得有道理”了。 您的考证来源，总是那三五本书，此书如何讲，彼书如何讲，以我看来哪个更可靠——就算完事了。评定标准，全在您。痛快固然痛快，您说，这是学问吗？您莫非在文学领域里，也是这么做研究的？史书所言，有多少是可以依据的？说诸葛亮“身长八尺”，换算过来，就一定是“一米八二”的“帅哥”吗？古人行文，多有溢美，且涉及数字，也往往有约数。“八荒四野”的，都不是实指。“诸葛亮身高一米八二”，这种考证真是乌乎哀哉，与郭老在文革中对杜甫草堂屋顶的“三重茅”究竟有多厚的搞笑考证，真正有的一比啊！ 所以，我奉劝您就不要再一本正经地谈什么您的“历史观”了，通篇看来，不过是一个业余读史者，随心所欲的侃侃，不如叫做《吹三国》更贴切。您言语之间，好象不大瞧得上“电视学者”余秋雨，然余先生是一本正经在做学问，疏漏是疏漏，绝无信口开河，凭感觉和猜测就下结论。他是先有感受，后有结论。不像您，是先定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再草草找几个论据而已。 您如要歪谈三国，可以，谁也不能禁止，但请先摘下学者帽子。我看您——街谈巷议，侃爷是也，充其量乃二十年前说历史评书的刘兰芳女士第二而已。固然能给大众以开心，不过，与学者不学者的关系不大。 所谓惟楚有才，于今为劣。信乎？信乎！

『闲闲书话』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 ——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作者：邝海炎 提交日期：2006-8-5 14:47:00 刘小枫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曾经说过：“四十年来，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发生过一场语式——当然首先是思式革命。纯粹心性式和纯粹学术式的哲学言路被贴上阶级的标签予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姑且名之为“社论”式的哲学言述。“社论”语式在大陆汉语域中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在汉语域中逐渐泛化（全权化），哲学言路的社论语态化只是这种泛化的言语场之一。正如已经发生过的当代言述史所表明的，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 “社论”语态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其特点有：1、口含天宪的“独断论”语式往往扼杀人的反思能力；2、语言暴力沉渣四起、“二元性”的敌对思维无处不在；3，宏大叙事泛滥，以至“类”常常湮灭“个体”，“必然”总是压倒“偶然”。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道义权力本身更有制约性。因此，如何挣脱权力话语加之于思想的这一根绳索，就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必修课”。1980年代，李泽厚凭着《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书引领思想潮流，“四五一代人”如痴如醉的阅读李泽厚，与其说是被李氏思想所震撼，不如说是“经历过文革”的他们想从李氏的著作中获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启发，所以一旦“四五一代人”找到自己更惬意的表达方式，李泽厚的“落寞”便成了时代风向转变的一种必然。于是，在文学里我们发掘出筱敏的《成年礼》，收获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在哲学里我们听到张志扬敲《门》时“我在的呢喃”，感受着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甚至即使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嗲叫”，那也表征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饥渴啊，这时史学领域的情况怎样呢？很遗憾，“四五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大多选择了文学和哲学，所以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相当滞后，“破题”之功也就不得不从海外学者黄仁宇说起。 一，世间已无黄仁宇 黄仁宇（1918年-2001年）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该书当时首印2.75万册很快发售一空，现在流行的大多是三联版，看版权页就发现从1997年5月到2005年5月就重印了20次，销售量估计已逾百万，人称“黄仁宇旋风”。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庄周的《齐人物论》说：“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也许正是因为黄氏在叙事方面的天才过于饱满，反而使他在制造“概念”时有些拖泥带水，不够严谨。比如这“数目字管理”，到底是指“定量的统计分析”，还是指“银行信贷等中间架构的出现”，抑或是“用技术官僚执政，以数学风格治国”？相信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研究黄氏著作中“核心概念”的论文以后将越来越多，到时会不会形成一个“黄仁宇之谜”或者“黄学”还真说不定呐。 毫无疑问，黄氏的写史风格影响了“四五一代人”，学界的张鸣，江晓原，朱学勤等著名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当然，黄氏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文笔风格的原因外，还必须提到他的个人经历。朱学勤先生在谈到《黄河青山》时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显然，这样的点评是切中肯絜、启人心智的，但不管怎样黄氏毕竟对与大陆的语境还是有所隔膜，这点我们从《黄河青山》中他误信文革时“高等华人”的“喜鹊嘴”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更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对1949年后的大陆情况缺乏切身体认，所以他对传统中国制度结构的的剖析往往是“搔到了痒处，却没有抓到痛处”。 二、吴思的“制度”寻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逼出了吴思的《潜规则》—— “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 吴思何许人也？他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从他的履历来看，他阅历丰富，属于典型的“四五一代人”，怪不得对于黄氏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提炼出的“中国是一三明治结构”说，吴思居然很不以为然，还调侃到，“这人毕竟是只打过仗，没搞过生产，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 那么，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血酬定律》中——“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这条定律，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 可以说，走到这一步，吴思的思想体系就基本上架构起来。也许有人会将吴思著作中的“利益博弈”与霍布斯的“丛林法则”相比附，甚至已经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这种评论其实都失之表面。我们首先要知道，吴思之所以厉害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他是记者出身，文字干净明白，没有文人滥情拖沓的毛病；第二，他谙熟制度经济学方法，就相当于长了一对“魔眼”，能洞彻到帝国制度结构的要害；第三，他是一个制造“概念”的高手，这种能力是他的天赋和阅历共同造就的。明乎此，笔者以为，吴思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潜规则”其实是对“明规则”的呼唤，而“血酬定律”则是在提醒统治者，利益分殊所导致的集团博弈必须摆在“宪政平台”上进行才可能实现持续均衡。由此，从黄仁宇到吴思，一场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便在精英层中首先拉开了。 三、“预流者”易中天 随着吴思的成功，“浅说”历史或“趣说”历史的书便跟风般多了起来。书店热卖过的有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天涯网友谭伯牛的《战天京》、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快刀丁三的《蓝衣社》也是一炮而红。笔者大学读的是历史系，看到这么多前辈在参与一股“民间写史”的潮流，当然很是欣喜。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可让人遗憾的是，国朝历史学界的有些人似乎却拈不出陈先生这话的分量。这不，人家厦门大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了一阵子了“汉代风云人物”，结果“火”了，不但书卖得好，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照理说，学院内的专业学者看到有人为他们做这种普及工作应该高兴才是，就像霍金高兴自己的“宇宙爆炸假说”被人家谈论一样，哪怕人家借着谈论“宇宙爆炸假说”挣了不少钱，那也是人家自个儿的本事。可我们国朝的有些历史学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股酸醋儿劲，说人家易某人“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还说什么“上央视讲历史，可能使学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更为可怕的是，人家易中天本来是想使讲课更生动，自己脱下鞋，向观众演一把古人怎样“避席”，便被这些人说成不严肃，有些轻佻，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仪表等等。 说老实话，我也觉得用讲历史应该严肃点，才能营造出现场的历史气氛，而插科打诨的方式往往会消解历史的厚重感，从而使历史减损悲剧性的震撼力，也就达不到“历史使人明智”的基本的功能。但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我没有权利要求“乙粉”不准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活出自我”的时代，个人有权型塑自己的生命感觉。况且，去听易中天讲历史总比去看“超女”要强吧。总之，我们固然要反对打着文化普及的旗号把历史庸俗化、粗鄙化的做法，但我们也应该宽容那些在文化普及中非“专业”的行为，西哲罗素说：“参差多样乃幸福的本源”，能不信乎？ 我们都知道，其实“专业”这东西是海通以西潮冲击的结果，在此之前，是没有什么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分类的。孔夫子当年实行的是“六艺之教”，“六艺”讲的是什么？是“礼”、“乐”、“射”、“御”、“书”、“数”。 林安梧认为， “礼”指的是分寸节度，“乐”指的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对象的确定”，“御”则是“主体的掌握”，“书”则是“典籍文化的教养”，“数”可说是“论理逻辑的思辩”。这种教育的目的培养有德的“君子 ”，但海通以后由于民族国家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拷贝西方“专业”设置也就成了所谓“教育现代化”的一项必然要求。近年来，一直迥异时流的刘小枫对此进行的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什么叫教育的现代化？首先就是教育的大众化和技术专业化，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大众化），但在大学念什么呢？念的是实用（技术）性的知识。于是，现在受高等教育，绝非意味着品德和人生理解上的长进，而是技匠的培养，这与中国和西方传统的文教理念都相违。” 基于此，刘小枫和甘阳等人都主张大学要实行“通识教育”，也就是要向“古典自由教育”回归。我不知道易中天教授是否有这样的自觉，他的履历中写着“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有记者曾就此问他：“你原来研究美学，后来著了与城市学、宪法学相关的书，现在又以讲史知名。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易中天轻松的回答到：“你就写“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8个字好了。全是兴致所致，性格使然。我不反对埋头苦干只做一件事，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到处窜。我是流寇主义”。 好一个流寇主义者！“在一个分工体系很成熟的社会里，社会为你安排好的是一种机械式的人生。所以尼采才非要辞去教职不可。但跳出这个分工体系的同时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勇气了，需要诚实地面对心灵的勇气。这就是‘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形态”，汪丁丁的这一段话深刻的说明了易中天当时的处处境。也许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有些哗众取宠的成分，但我还是希望他继续表演下去，因为在这个“史学式微”和“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史学能人如此的利用又何尝不是史学的一种幸运呢？ 易中天坦承，“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欢。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我被他的这一段话感动了，或许易中天是一位“预流者”，虽然他的知识也许不够渊博，他的见识也未必深刻，但从他坚毅的背影中，我似乎看到了国人对历史的热情正在冉冉升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每个中国人都能像易中天这样亲切的感受历史的血肉和肌理时，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也就完成了。 从黄仁宇到吴思，历史走出了坚定的一步，他们的成功标志着“意识形态化”史学的坍塌；而从吴思到易中天，历史却又似乎踌躇起来，是“预流而上”，还是“娱乐到死”？历史仿佛划出了一根“下里巴人曲线”，但曲线到底是上爬还是下坠，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似乎就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也多一份等待。 是的，“中国是磨练人耐性最好的地方”！

『闲闲书话』人民需不需要易中天 作者：丛新 提交日期：2006-8-2 0:35:00 最近读到葛红兵先生对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品三国＞提出的批评，认为是把历史庸俗化和粗鄙化，我是觉得心有戚戚。网上有评论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节目“很大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思路，他使人们突然意识到，在我们所熟悉的套路之外，还有如此切入历史的角度”，我实在不以为然，易中天先生的套路非但不新鲜，且是我们这个时代屡见不鲜的流行套路，无非是拿着庸俗化了的当代社会的所谓＂经济人＂之类的假设去曲解历史，强奸古人。如果诸葛亮追随刘备是炒股之类的“市场行为”，如果刘关张之间的义气忠诚是有似同性恋之类的暧昧，那么这还是千余年来，拨动着无数中国人心弦的那个“三国”吗？在这样一种曲解下．关羽千里走单骑的忠义与信念，诸葛亮秋风五丈原的执着与悲壮，曹操横槊赋诗的壮志与苍凉全都不存在了，更不要提＜三国演义＞开篇，杨慎诗词里所表现中国式的历史情怀，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一些权谋，利益，勾心斗角在那里反复被津津乐道，于是就是成了市面上流行的所谓＂成功学＂的三国版。我看诸葛亮追随刘备未必是商业行为，易先生这个品三国，倒是不折不扣的商业行为。我不相信三国的历史中乃至古代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就没有一点情怀，没有一点真诚与敬畏，我想是有的，只是在易先生一类的曲解下被消弭殆尽。如此浅薄粗鄙的解读能够风靡一时，我真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 在易先生的“三国”中，还加入了许多娱乐化的调料，无厘头的语言，但基本上都是在拿肉麻当有趣，没什么意思。即使与周星弛所演绎的那些金庸武侠影片中的反讽相比，其境界也不可同日而语。据说这是易先生“幽默活泼”的独特风格，其实真算不上独特，实际上无非就是当今网上流行的“恶搞”，我对恶搞不反感，有的还挺喜欢，恶搞《无极》可以，恶搞《三国》我也不反对。但是打着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的旗帜来恶搞，那就太没意思了。学术也罢，文化也罢，搞得活泼一些没错，但毕竟不是超级女生的竞选，总要有些严肃和真诚的情怀。这种严肃和真诚并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会使你做的这件工作，具有更高的品质。写历史小说的高阳先生说：“对历史要有温情”。这就是一种严肃真诚的情怀，这也使高阳先生的小说具有某种品质，使读到他小说的大众能领略这种情怀而受益。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先生和写《三国志》的陈寿先生我想都是如此，至于易中天先生我就说不好了。但如果你自己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乱七八糟庸俗不堪，那还是不要“普及”了，尤其我希望不要“普及”给我。易中天先生是个学者，应该明白做娱乐性脱口秀节目是一回事，做文化和学术普及工作是另一回事。当然，如果易先生觉得做个学者没意思，要往娱乐界发展，我倒没什么意见，并且认为是人尽其才，替娱乐界感到高兴。 学术普及是一件好事情，此类的工作自然也是多多益善，但是平民化大众化不是粗俗化，这件事情尤其需要做它的人有不阿谀媚世不大言欺世的自律，除非你觉得大众都是白痴平民都是傻瓜，哗众取宠一番，把大家糊弄了了事。做为平民和大众的一员，我对学者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应该不算过分吧？

『闲闲书话』兽鸟，或者鸟兽——略评易中天 作者：马来狂人 提交日期：2006-7-25 17:03:00 兽中冒充鸟，在鸟中冒充兽——这是我们熟知的蝙蝠登龙术，“超级教授”易中天深谙此道，依他一贯“妙说”风格，可命名他“蝙蝠侠”。 “蝙蝠侠”走上讲坛开讲史学，一再表示自己并不是专业人士，比如“我是非专业人士，很多研究三国的人都没有讲，所以就有人质疑我，但这些人必须弄清楚，百家讲坛不是学术论坛”。由此封住了专业人士的嘴——还是用易教授的风格来说，我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票友而已，唱出了跟生旦净末丑不同的调调而已。 可开讲之后，易教授又忍不住要卖弄起自己的学者身份。在辩解自己走入电视媒体的行为时，他老人家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态，表示学者中应当有一部分人走出书斋，和社会结合，而他就是这“一部分人”之一。他贬低清宫戏，表示“这不是真实”，而他揭示的才是历史的真相。他还给自己戴上了“亲民学者”的帽子。 然而，他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蝙蝠侠”再次出动，不管是在访谈中，还是在他的博客上——你要跟他探讨真相时，他告诉你他只是在调侃，而且调侃的是文学形象，未必是真实的人物；你要跟他说戏说的时候，他告诉你那些并不是真实，只是小说创造出来的而已。闪展腾挪，你休想跟他较真。因此，结论就是，别人说的都不算，易教授说的才是真相。这真相也就是他所谓的“妙说历史”，不知道是否莫名其妙的妙。 易教授曾经声称这样说俏皮话是他一贯的风格，不仅在百家讲坛上，也在国际会议上，还在课堂上。因此，原本作为一种表达工具的语言，在易教授那里已经成了性命交关的武器:凭这个武器他才赢得了所谓“乙醚”的拥戴。当我们仔细琢磨他的这件武器时，却不无遗憾地发现：打造它的不过是缺乏逻辑的口腔快感宣泄。在易氏妙语中不难发现这种痕迹： ——“不要以为弯下膝盖就是懦夫，别人惹你一下，你就一下扑上去，一口咬住，死死不放，这是什么？螃蟹。韩信可不是螃蟹。”——谁曾看到过螃蟹张口咬人的？易教授，应该是王八吧。本来可以原谅只是口误，但既然你以俏皮话为傲，恐怕就说不过去了吧？” ——“当时，人们就管孙策叫孙郎，叫周瑜为周郎。‘郎’在当时就是小伙子的意思。孙郎就是孙帅哥，周郎呢，就是周帅哥。”——“郎”怎么就“帅哥”了，看不出其中的联系，恐怕只是为了用“帅哥”这个名词来表示自己的不落伍吧？接下去，“周郎就是周帅哥，帅哥都是招美女喜欢的，这时候的周瑜可谓是官场战场情场场场得意，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去嫉妒别人呢，而且被别人气死了，这是不可能的。”——周瑜被气死，只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创作，稍微有些三国志常识的人都知道，根本不待易先生“这是不可能的”而知。问题是，因为周瑜“场场得意”便得出这样一个人不会去嫉妒别人，这里倒是有了逻辑，但这样的逻辑实在荒唐。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得意”之人恐怕更会嫉妒，毫无得意之人连嫉妒都没有资本。 ——“关羽又被奉为财神爷，民营企业家都供奉着关羽，说他是战神还说得过去，他怎么是财神呢？是不是意味着这所有的财都是抢来的？”——关公被神化，是中国民间各行各业顶礼膜拜的对象。民间企业家信奉他，恐怕是出于对关公不为金钱所动的品性，以及诚信、忠勇、讲义气的品格。易教授却非要哗众取宠，说是抢来的，难免让人感到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仅举三例，便略可说明。其他诸如说空城计非要加上一个“卡拉ok”表示诙谐，模仿历史人物讲话非要加个“他妈的”表示性格，为了说剑高贵，非要把使铁锤的赶出大侠之列，就不一一罗列了。 难怪一位历史学教授要批评他，“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现场哈哈大笑的效果，这和以前戏剧里的插科打诨有什么区别？讲正史还是要严肃，不能开当代的玩笑，不能一味去迎合观众趣味。”其实，如果让一位相声名家来批评他的话，还可以这么说，“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现场哈哈大笑的效果，你还可以下场去胳肢观众”。

我就觉得吧,谁有本事谁就去安全套台讲,没本事去也别眼红人家

我觉得社会上有那种把人往坏了想的气氛 在论坛上尤其严重 不要总觉得这个那个说什么就是为了炒作 因为嫉妒 还是很多人在批评易中天的时候并没有私心 而全然是因为忧国忧民 【 在 deng5666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就觉得吧,谁有本事谁就去安全套台讲,没本事去也别眼红人家

其实吧,谁认为自己是大家,谁就去寻找证明自己的舞台.你说对不对,学术可以争论.人无完人,谁能没有错.像刘心武,易中天我认为就是典范,有成果通过电视大家分享.无论对与错.不管你有没有私心,这种做法我不认同.

也有拿来炒作的吧？中国就是缺乏一种宽容的氛围 我在想在易中天之前是否有一个史学家来做类似于“科普”的工作？整天坐在象牙塔里，虽然研究的东西好，可是真正对人民有好处的又有多少？ 我不管易中天是做学术的还是完全就是来说野史说评书，说自己的观点的，到底有什么错误，根本没有必要写一篇文章来抨击人家，如果确实有错误，直接跟易中天私下交流阿！ 这样发出一片大文来明目指出别人的错误，还自以为是，先不管正不正确，这种态度就是龌龊的。 我对某些文章表示不屑，不管对于历史方面到底对不对 【 在 jay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觉得社会上有那种把人往坏了想的气氛 : 在论坛上尤其严重 : 不要总觉得这个那个说什么就是为了炒作 因为嫉妒 : ...................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挺逗的，肥皂剧里演什么他们就信什么，王刚演的那就说和绅是胖子，李鸿章是汉奸，那他就一点好事没干过。说日本侵华，那小日本从他祖宗上就没好人。这种历史观是有问题的，安全套台的节目是不咋地，但是百家讲坛是个不错的先例。他让学者有机会通过电视，发表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观念。现在连我们楼里大妈都知道曹操其实是个伟大政治家。这难道不好吗。通过节目大家去看史书，读历史。是被动，可是时间长了，就是件好事。我对于别人取得成功就在后面说三道四的人尤其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