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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晰地记得，中学历史书讲到鸦片战争时提到过关天培。人们说起鸦片战争，脑海中会浮现出为国捐躯的忠臣，又会浮现出卖国苟和的奸臣。情绪随之产生，它如此之强，以至于矛盾出现了：一方面，人们承认以当时清朝与英国的差距，该战绝无获胜之可能；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林则徐等精忠报国之士，想到清朝若是用人得当，该战又有希望。既是“再研究”，自要颠覆一些旧的认知。在本书中，十余位清朝大员被着重刻画，他们是战争期间江浙闽粤等交战省份的操权柄者。其中有满有汉、有文有武、有老有壮。与人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他们多是精明能干之人，因办事得力、资历丰富而被皇帝寄予厚望。战争的准备亦不可谓不充分，交战两年，清朝已经筹集了几乎一切可用之兵，包括云贵在内的各省兵勇源源不断地赴援沿海，沿海的防御工事也一再得到强化。在厦门，闽浙总督颜伯焘部署兵勇共约 15000 名，火炮 400 余位，使得厦门成为当时清王朝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令人绝望的是，仍以厦门为例，攻克该岛仅花费英军不到半天的时间，其代价为 1 死 16 伤。目睹了全过程的颜伯焘放声大哭，弃城逃跑。在镇海，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两江总督裕谦投水自尽。双方的实力悬殊差距，从装备战术到政治制度皆是如此。但在清朝士大夫的眼里，这并非他们关心的重点。在中国的传统中，决定事物发展的不是外物而在人心，正如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在这样的认知下，未曾身临英军炮火下的官员无不是言辞激烈的主战派，任何强调英军力量强大的论调都可能被视作向逆夷屈服。战后不久，琦善等主和官员便被广泛批判为奸臣。对于这种忠奸论，作者给出了有趣的解读：在天朝体系中，面对外夷无理的要求，唯一正确的选择便是大兵进剿，但是这样的努力失败了。当时史家和作家无法找出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自然地推论出剿夷不力是因为奸臣从中作梗。主和的琦善、耆英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担负起了本应由中国落后的体制承担的责任。因此，若想获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奸臣，启用忠臣。装备、战术以及制度的问题统统被掩盖了。再进一步，若要人人有骨气，人人做忠臣，更要坚守中国的伦理纲常。这样想来，天朝的问题不是制度落后，而是部分奸臣小人没有照办。旧制度不仅不应该被改革，反而应该被强化。特别谈谈林则徐，他是这段黑暗屈辱历史中唯一的亮光。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其见地对策并无特别高明之处。人们拥戴林则徐，更多地是因为他表现出的与逆夷不共戴天的态度。战争一开始便被撤职是他最大的幸运。十年后他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使其免于晚节不保。百年后又因为自己的两句诗而成为网红，正是印证了“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这本书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刚开始写读后感，驾驭文字的能力真是捉襟见肘，所以就到这里吧。

【读后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