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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源流考虑，民族主义的发端大致在18世纪末，而学术界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了。迄今为止，大致有10几本著述奠定了民族主义研究的基础。这其中较早且较有影响力的便是这本《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家族本是爱尔兰人，祖辈曾活跃于爱尔兰的民族运动。他的父亲出生在马来亚，后加入中国海关。因此，本尼迪克特便在中国出生。抗日战争中期他迁到美国，并在先后在美国和英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来为康乃尔大学长期在东南亚各国从事民族研究。他长期驻扎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亲历了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运动和冲突，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因此被称为一个“入戏的观众”。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改如何定义。它有什么属性，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沿革，为什么会有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出现？这些问题是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解答不了的问题。和其他诸概念一样，学界内部对这一个问题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如其题目所说，作者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定义更多的关注社会心理学上的“事实”，直接指陈其认知面向。想象一词基本上一定奠定了本书的基调。后续的分析，基本上围绕着想象怎样成为可能，如何产生并发展，以及想象所带来的结果展开。和很多其他学者不同，在民族主义的起源上，作者直接将其起源提前到美洲独立运动时期，并强调后期的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受到了美洲的鼓舞，遵循了美洲运动的“调调”。因此从历史时间分野上，存在着第一波“美洲模式”，第二波“欧洲民族主义”，第三波“官方民族主义”，以及“最后一波”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本书的章节结构也是依据这样一个顺序展开。对比起来，其他著述都没有“美洲独立运动”这一环。第一章导论在民族的起源方面，历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有着明显的分歧。站在一个客观观察的立场上，历史学家认为其起源不过是近代的问题，在分析的同时，强调其现代性。然而民族主义者置身于民族主义自身，喜欢强调其古老性。后一观点也许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其本身存在着理论上的空洞性——没有哲学根基，也没有产生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因此，民族是近代的产物这一观点更加客观和可信。在现代，民族归属具备这普遍性和现实性。如同他们的性别、国籍一样，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其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也是现代才出现的现象。和其他很多理论家不同，作者更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血缘”“宗教”以来的概念来处理，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样可以将讨论限制于历史性，而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核心观念和衍生问题。后续的，这个问题还将被讨论到。在处理民族主义概念的时候，作者主要考虑四个问题。 1、想象。这一次有别于盖尔纳的“发明”，体现了民族主义的产生过程中并非“虚假”“捏造”，而是一个简单事实。这样的分析剔除了理论分析中的主观色彩，使它显得不带那么多“情绪化的字眼”。民族是想象出来的，这一点可以理解。个人和其同族其他人大部分总是素未谋面的。这一关联性完全基于个人的一种想象，属于一个抽象的而非实体概念。 2、有限。这主要说民族是具有边界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想象出民族主义自身具有的狭隘性。 3、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这是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问题。主权和民族的关联也是非常可以理解。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发端。因此民族被梦想为自由的。这一历史原因后续还有很详细的讨论。 4、共同体。“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民族主义驱使人们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理解民族主义之前，应该抛却民族内部的诸多不平等问题，而关注与民族的外部形态。因为其是一个共同体，有着一种共命运的想象，才衍生了如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问题，并基予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第二章文化起源本章想说的是民族主义发端之前的事情。包括宗教、王朝、和同时性感觉的变化。或许这三点总结看不出其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全面性和排他性，但是在具体分析之后，还是能够看出作者理路。 1、宗教共同体。在当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仍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比如烈士的纪念碑和墓园，就是一种现代的民族主义文化。这一行为并不存在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中，因为他们“都不怎么关心死亡与不朽”。相反地，民族主义想象如此关注死亡与不朽，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作者的眼中，民族主义被当作承袭“宗教共同体”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并列的意识形态。此种的宗教共同体，实则是以某种宗教为中心的文化圈，或者说几种早先的文明形态。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中华文明所谓的儒教，都作为一个向心力的中心团结了一部份人。在15世之前，这种宗教共同体是群体性认同的主要形式。按照亨廷顿的划分，世界文明可以大致分为9种。这9种文明很大程度上和向对应的“神圣”的语言文字相结合，如拉丁文、阿拉伯文和汉字。文字作为文明的媒介，或者说主要手段，借助某种超越尘世的权利秩序统摄着人们对自己所处时间和环境的认同感。无论是拉丁文、中文还是巴利文，都把自己设想为宇宙的中心，具备某种程度的“自信”，并作为“真理语言”。这写符号系统内部带有“朝向‘改宗’的冲动”。通过文字的作用，“蛮夷化为‘中国’，里夫人化为伊斯兰教徒，而伊隆哥人化为基督徒”。早期文字系统的本身问题在于：他们总是试图脱离大众而存在。文字对于大多数来说，是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远古社会的文字能力被祭司把持，在中古社会，由于大众传媒的不发达，识字仍是少数人的特权。文字因此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字的整合能力的衰退开始于中世纪后期。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等事件，这些文字走下神坛，走向民间，其影响力式微。宗教的语言渐渐减少，方言的使用渐渐增加，“出版再也不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业了”。这一问题，在第四章被非常详细的讨论。 2、王朝。虽然并不是很明显，王朝的组织性还是和宗教的组织性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并且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区别。在古老的想象里面，“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古老的君主制国家的王朝（仅指欧洲）与现代的国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一是国家之间的边界总是交错模糊的，二是“王朝之间的联姻将多种多样的民众聚合新的顶点之下”。这一君权神授式的统治形式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慢慢衰退，其本身并不强的聚合能力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在民族运动时期，君主们不得不采取措施，顺应历史潮流，搞“官方资本主义”，规避联姻的色彩，追求“民族的标志”。这个问题第五章第六章详细地阐述了。 3、对时间的理解。同时性，是作者十分注意的一个概念。同时性的理论贯穿于整本书。理解同时性，可以考虑印刷的普及和小说的推广。这些方言式的出版物，将一定范围的人群纳入小说的故事性中，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定的共同体印象。小说与报纸（被作者认为是极端的小说）中的内容满足了人们让人们对自己所熟悉的有限的范围内的人群有着感同身受的感觉，满足了人们对于民族的想象。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自觉的将人们纳入民族式的思维范畴，让人们觉得那些和自己操着同种语言，生活状态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们和自己远比世界其他部落里面的人们亲近。综合上面三个方面看来，三个问题的内在逻辑在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是和我们现在讨论的相关的两个文化体系”。他们和民族的地位一样，因此可以作为讨论民族问题时的参考架构。而同时性的问题可以视作从非民族主义向民族主义过渡时期的现象。三个问题都是作者后续想要强调的问题，其各自代表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民族想象出现的背景。第三章民族意识的起源承袭上一章最后一部分的分析，本章着重分析了印刷品作为商品大范围传播对同时性观念的散布产生的影响。这种散布的结果成为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最初拉丁文的出版物市场涵盖面广阔，但是由于识字圈规模所限，拉丁文的出版市场大约花了150年即饱和。大致从17世纪末开始，方言出版业受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推动获得了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显著的外部因素有： 1、拉丁文自身的改变。也许是因为十字军东征让人们重新发现了希腊，也许是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拉丁文的作品，也由原本在教会控制下局限于经院文本扩展到前基督教时期的古代文学作品。由此，拉丁文也就“逐渐远离了教会和日常的生活”，因其内容而变得神秘。 2、宗教改革的影响。宗教改革充分的利用出版力量与天主教会对抗，而这些出版物被用方言印刷出来。在这一场争夺人心的战斗中，新教由于深谙方言出版市场之道而一直处于攻势。 3、方言被行政工具利用以摆脱教会控制。例如英语的产生。宫廷使用早期英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形成一种国家语言的程序。法文也是在1539年由弗朗索瓦一世规定为法庭公定语言。以上三个因素是消极的。在方言战胜拉丁文的过程中，还有三种因素起了积极的作用，包括资本主义，传播科技以及语言的多样性宿命。印刷语言被资本主义所创在，在拉丁文之下、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并且，由于印刷的传播，原本的那些众多的地域性“方言”被整合，形成一种普通话。。上述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第四章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民族主义的先驱——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西欧人民——被作者认为是美洲移民。因此民族主义的产生被作者提前到18世纪末。民族主义在美洲的产生首先被归咎于经济利益。作者分析了拉丁美洲以及北美洲众多独立运动的个案，认为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需要。母国的加紧控制对美洲的资产阶级利益造成了损害。由于其受压迫性，人们有意识的“将这些民众界定为自己的同胞”，而将“与自己有着多重系属关联的西班牙视作寇仇”。是日一久，在地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影响下，发展出一种较为稳固的现实性——“赋予这些行政单元一种自我封闭的性格”。自由主义的适时传播也是另外一项重要事件。母国对于殖民地人民的血统歧视和政治、宗教的牵制加剧了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认知。印刷品的传播，尤其是报纸的传播，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历史角色”。由于此类报纸的地方性，人们的视野更多的集中于本地事务，由此民族主义者们称呼自己“我们美洲人”，并将国家写成我们的美洲。这一章和本书的基调基本相同。作者更关注的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因素，而不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讨论，重点在于在社会心理学层面，民族意识何以成为可能并发展为占据一定的重要性。从作者对于报纸的重要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民族意识开始发生和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带着“虚荣心”或者“不安全感”。民众总是需要一个社会性依赖，总是希望将自己寄赋于某种形式的组织，以获取“安全感”和“认同感”。早先，这一个组织是教会。教会解决了生死的问题，提供了终极关怀。在宗教共同体中并无外人的观念，有一种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味道。世界只有信徒和异教徒，或者文明和蛮夷两种，并无民族观念。在王朝社会中，君权神授的观念使得君王成为了人与上帝之间的沟通渠道，一切社会活动以君王为中心。君王中心是松散的，权力会被分解并颠覆，且各君主国、公国之间并无明显的分别。这些共同体是基于对世界有限的认识，各共同体都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在视野得到扩大，资本主义被发展，自由主义深得人心之后，原本的自我中心意识被颠覆，世界被想象成许多独立的小单位。小单位内部生活习惯趋同，语言文字相同，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理想，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要比单位间的交流更频繁，逐渐形成了一定区域式的共同体认识。我们将这种共同体的想象称作民族。第五章旧语言新模型学术界公认的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在1820~1920年之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的民族性格快速形成，人们开始具有明确的民族属性。欧洲与美洲的民族运动有一定的区别。首先“民族的印刷语言”的发明占据了主导地位，反之美洲并没有独立的语言。其次欧洲的民族运动是受到了美洲独立运动，以及之后的法国大革命的刺激。对于美洲人来说，民族意识是一个“慢慢清晰起来的视像”，而欧洲人则在榜样的力量的作用下“有意识的渴求”。欧洲人的民族观念养成也是一直在“在路上”，只是在美洲独立运动之后才开始有意识的“运动”。如前所说，民族观念的最初萌芽是受到了两种“比较”——时间上的“比较史”和空间上的比较——可以理解为有了历史观念和地理观念。比较史的首要的拜文艺复兴所赐。文艺复兴还原了基督教之前的历史形象，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具深度的历史观点，并推动了相较于古代（具有与现代不同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感的形成。空间上的“比较”发轫于对从前只是“风闻”的中国的认识，并藉由地理大发现打开了一片广阔的视野。这些地理知识是颠覆性的。欧洲从此被当作许多文明之中的一个，而不是上帝挑选的文明。各种文明的发现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也使得拉丁文的地位迅速降级。伴随着拉丁文时代的终结，欧洲各国开始进行自己语言的文法整理和词典编纂工作。从西欧、北欧到东欧，都涌现了一批整理国故，将方言去野蛮化的学者。这些字典编纂者、语言学家、文法学家、民俗学家、政治评论家和作曲家并不是居于神坛之上，而是紧紧和消费大众相联系，将阅读阶级的成员拓展到平民。民族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必然性的伴随着大型的地区冲突。19世纪中期欧洲的官僚机构迅速膨胀，这为底层人们打开了仕途。同时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迅速膨胀也将教士、贵族赶下了他们的统治宝座。美洲国家的民族运动成为一种模式，成为一个蓝图。“在美洲的波涛中，民族国家，共和制度，共和公民权、人民主权，国旗和国歌这些想象的现象意义涌现”。这一时期令人心潮澎湃的剧变打开了现代生活。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旧君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欧洲的情形是这样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王族统治着诸多独立的民族区域。如波旁王朝同时统治着法国和西班牙，奥匈帝国内部有两个操德语和匈牙利语的庞大人群，这一现象相当普遍。王室的民族认同遭遇这困难。到了19世纪所有的君主都不得不为自己挑选一种身份，以顺应民族主义的潮流。这造成了一种有趣的君主向民族“归化”的现象。否则，他们就可能被排除出群众的想象的共同体，或被边缘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在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出现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官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将群众的民族主义改造成较为保守的政策。西方国家以帝国主义之名，试图征服广大亚洲和非洲国家，并继续推行类似的保守政策。这最终在1914年造成了剧烈的地壳变动。第七章最后一波一战终结了王朝。遗留的问题被二战继续解决。二战之后，殖民地地民族主义兴起，民族国家达到了高潮。二战后期民族的建造将欧洲的民族主义作为模版，正如欧洲将美洲作为模版一样。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资本主义的惊人成就（科技的发展），使得物理的移动大量增加，世界的结合更加的紧密。世界的其它交流被迅速的现代化。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范围太广，原有的本国机构已经不足以支撑殖民地统治。同时，行政领域的职能也在扩大。这些力量遂催生了现代化的标准学校体系，并将文明迅速的传向每一个角落。第八章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看似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两个衍生形式。这两个问题作者并没有深入的分析。 “为什么人们随时愿意为这些创造物献身？”当民族作为属性对于我们来说无法选择的时候，我们即可“从这种自然的连带关系中感受有机的共同体之美”。为一个通常不是出于自己选择的国家而死，有一种“道德上的崇高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让人们感觉那是某种“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情”。换句话说，爱国主义被视作高尚的德行，而大部分人从不诉诸其来由，只觉得需要这样做。种族主义并不被认为和民族主义相关。民族主义是从“历史宿命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发生在历史之外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并未跨越民族界限，而是在民族界限之内现身的”。他们所欲正当化者，与其说是对外战争，不如说是对内的压迫和统治。读后感。现代进步的，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会认为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是当代社会的乱源之一。然而，现代社会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同时进行的。民族主义在其中起到了值得肯定的积极的作用。单独将民族主义拿出来当一个命题来讨论实际上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如果将民族主义问题从其它问题，如自由主义，割离开，会过多地重视历史一方面，而忘记了它本就是一个整体。和我们在教材上所接触到的历史分析不同，作者并不循着历史大事件的脉络，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分析其演进步骤和影响。作者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背景引导他从比较史入手，着重讨论从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民族主义意识是如何渐渐的从无到有，并又如何在萌芽产生后向世界各处散播。这一切都是仅仅扣着他的“想象”。民族是被人们从心理想象出来的。即便是有再多的客观因素影响，但他仍是在人类的心理一点点想象出来的。这期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只是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作者具有中国的出生和东南亚研究的背景，但仍逃脱不了用西方中心的思维考虑问题，尽管他力图摆脱这一点。尽管书中融合了很多中华文明的民族主义讨论，但这本书主要还是循着西方的脉络进行研究的。作者的很多论证并不适用于中华文明的演进。相比于西方，中国的民族想象从不缺乏，缺少的只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而民族思想的产生更多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刺激，并不是如同西方社会一样源于内部。而且，若不是有外辱，中华文明更多是靠文化的力量，而不是民族的界限聚合。尽管长久以来都有民族的想象，然而‌这种想象从来不是“排他性的”。钱穆先生着重研究了战国之前的先民思想，说明了尽管传统文化中有关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区分，但文化内部并没有将他们视作外人。先人们区分“内外”的标准是文化上的。只要所谓蛮夷成功归化，接受了传统的“礼”。那么不需要什么仪式，不需要任何信仰的宣誓，就可以接纳他们作为自己人。天下一家，这是和西方的教众—异教徒逻辑具有明显的区别的。因此在横向上，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理论是危险的，且工作量是庞大的，并不是一点两点讨论可以毕功。然而从纵向上，民族主义的历史脉络却可以非常的清晰。民族主义的是人类的群体性认知的一种形式，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种，比如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研究社群主义了。从历史的脉络上，仿佛人类的群体规模在越来越小。狭隘的群体性认同会造成很多群体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危险的。历史上的诸多教训教育我们“爱人”比“爱族人”更重要。在历史的潮流中，民族的界限或许会消亡，不管经历多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人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认识自己的社会性，现在恐怕是不得而知的。但最后总该有那样一个乌托邦的梦想。那个梦想里人人爱人，重视人的权利。没有十字军东征，没有百年战争，没有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也没有恐怖分子，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公民。

读书笔记（4）——《想象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读书笔记（4）——《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