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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由于生病断掉了更新进度。这周大病初愈，开始恢复更新。汉纪五共记录8年历史，从公元前177-公元前170。这几年世界上主要的事件：西方：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时期（在第2次布匿战争和第三次布匿战争的休战期。）东方：文景之治时期的文帝之时。期间发生的种种故事，请听我一一道来。（由于讲资治通鉴，因此关于古罗马帝国历史，在此不多叙述。） 1.日食起文景大难将星陨灌婴长辞公元前177年，中国大地发生过2次日食，分别在十月和十一月。这对于古代人民来说，是个非常不利的信号（天狗吞日）。果然，第2年（公元-176），景王刘章跪了。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刘长被封淮南王。这个刘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得从刘邦说起。汉朝初年，赵王张敖为了讨好刘邦，把身边的一个小妾（资料说这个人姓赵，姑且称她为赵姬吧。）送给刘邦。几年之后，赵国丞相贯高设计刺杀刘邦未果，张敖和赵姬被连坐入狱。此时，赵姬声称自己已经怀有刘邦之子，于是赵姬兄弟赵兼就要求审食其向吕后求情。但是辟阳侯审食其没有坚持为他说情，吕后由于嫉妒第一次拒绝之后审食其就没有再次提起这件事。因此赵姬生下刘长之后死去。刘邦见此回想起赵姬，又不想伤害自己的孩子，于是令刘长拜吕后为母。吕雉大人大量，见其母已死，不再计较，并对刘长很好，视若己出。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谋反被株，刘长被封为淮南王，生出向审食其报仇的决心。审食其此人，很多人说他私通吕后，其实无论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均未提出这个观点。唯一说到这件事的是《汉书》（班固大神写的），不过貌似证据也不怎么足。好了不讨论他了，这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事，我们的重点，还是从历史故事学会道理。刘长力气惊人，据说“力能扛鼎”。当时诸吕被诛之后，文帝刘恒和刘长关系非常非常要好，因此刘长骄横跋扈，一再违法乱纪，刘恒还常常赦免他。文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淮南王自封国入朝，态度甚为傲慢。他跟随皇上到御苑打猎，和皇上同乘一辆车驾，还常常称呼皇上为“大哥”。当时前往辟阳侯府上求见，辟阳侯出来见他，他便取出藏在袖中的铁椎捶击辟阳侯，又命随从魏敬杀死了他。事后厉王驰马奔至宫中，向皇上袒身谢罪道：我母亲本不该因赵国谋反事获罪，那时辟阳侯若肯竭力相救就能得到吕后的帮助，但他不力争，这是第一桩罪；赵王如意母子无罪，吕后蓄意杀害他们，而辟阳侯不尽力劝阻，这是第二桩罪；吕后封吕家亲戚为王，意欲危夺刘氏天下，辟阳侯不挺身抗争，这是第三桩罪。我为天下人杀死危害社稷的奸臣辟阳侯，为母亲报了仇，特来朝中跪伏请罪。”皇上哀悯厉王的心愿，出于手足亲情，不予治罪，赦免了他。这一时期，薄太后和太子以及列位大臣都惧怕厉王，因此厉王返国后越发骄纵肆志，不依朝廷法令行事，出入宫中皆号令警戒清道，还称自己发布的命令为“制”，另搞一套文法，一切模仿天子的声威。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袁盎此人我得介绍一下，这位神人可是袁姓氏的第一位被《史记》与《汉书》两大史书都有详尽记载的扬名史籍的杰出人物。（这个定语可真长，但是很重要，尤其对袁姓氏的朋友们来说。）此人颇具才干，被称“无双国士”（韩信被称国士无双）。汉文帝时名震朝廷，因数次直谏，触犯皇帝，被调任陇西都尉，后迁徙做吴相，吴王优厚相待。他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曾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结果七国之乱平定后，他就被封为太常，显贵异常。（以上部分来自百度百科，因为我看史书也是第一次在通鉴里面查到姓袁的人物，颇有兴趣于是查了一下他，果然是位大神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他的资料。）公元-177年五月，文帝遣棘蒲侯柴武平定济北王(都卢，山东长清西南)刘兴居的一次进攻战。这济北王刘兴居是朱虚侯刘章的弟弟，当年文帝得知他兄弟二人在平诸吕过程中欲拥立齐王刘襄为帝，于是有意贬抑二人之功，未履行诸大臣许诺封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的诺言，仅从齐国原辖区内划出两个郡，分立刘章为城阳王(都莒县，属山东)，刘兴居为济北王。当时刘兴居非常生气，准备时刻等待谋反时机。这个时机很快就到了。 5月，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烧杀掠夺，文帝于是派遣灌婴带领8万5千精锐战车和骑兵前往讨伐。当时文帝正好到达太原，面见旧臣，然后游玩几日。自此，再不起事，更待何时？谋反开始。文帝听说了这件事，汉文帝急速派大将军柴武率十万军队去打济北王，胜利，济北王兵败自杀。（帝闻之，罢丞相（此时丞相为灌婴，周勃已经被免）及行兵皆归长安，以棘浦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 “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赦之。”八月，济北王兴居兵败，自杀。）济北王就这么跪了。由于历史上对他的描述也不是非常详尽，我这边能获取的资料也较少，因此如果有兴趣想去了解他的朋友，可以尝试去搜搜这个人。济北王说完了，最后这里还有一个人要提出来，此人名：张释之。执法严明，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景帝立，出任淮南相。张释之对文景之治的实现，是有重要贡献的。大家也可以了解了解。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论：碚项兴刘莫大功，当时谁不论英雄。西风荒冢麒麟老，禾黍离离落照中。（王清《过灌冢》）三朝重臣，镇国勇将也！当年高祖沛县起义，灌婴以睢阳的一个贩卖丝缯的小商人加入刘邦阵营，从此屡为刘邦立奇功，骁勇善战，历任汉车骑将军、御史大夫、太尉、丞相，封颍阴侯。后平定天下，又与周勃等人斩除吕家势力，拥立汉文帝即位，为汉初的文景之治定下了最扎实的积淀。这样功绩的人，只能去瞻仰。（更正一个历史知识。南昌城并不是灌婴所建，是罗珠（也叫洪崖先生）建立。） 2.文臣贾谊初显才孝吊活人薄昭死说起贾谊,得从汉高后八年（前180年）说起。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这位吴公就是贾谊的老师。吴公进言：“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为皇帝咨询解答问题的官员，没啥实权。）。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二十一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以及“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在当时符合社会的发展。但是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往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明显。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论积贮疏》依然有战略价值。现在4权分立（司法，立法，行政，金权），而这4权里面，最有力量的就是金权。作为一个国家统治者，必须牢牢把控这4个权力。因此，封建时代重农抑商是不可避免的。用到现世，以国家目前的状态来看，控制依然是重中之重。毕竟国家人口素质太差，农民太多，和他们谈民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注意这不是在贬低农民。）。民主的精髓在于：防止多数人暴政消灭少数人。但是农民理解的为：投票，人多压倒人少。这一个区别在于：真正民主，是我也有我自己的权力和武器去捍卫自己。（这是契约精神的具体体现）而后者则是依靠集体去暴力弄死少数人而这个少数人完全没有任何权力或者是武器来捍卫自己。有些扯远了。但是，这个真的必须要说出来。金权从何而来？经商。因此，经商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运用的好，是作为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的必修课。不久，文帝想提拔他为公卿，但是由于他得罪的人太多，因此被封之事被阻且被迁为长沙王太傅。（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后来，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推恩令的基础，不过这也是后来景帝时期七王之乱的一个原因。）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论：总体来看，《治安策》绝对是一篇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章。光是其中居安思危的可贵之处，就值得一看。在此推荐。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贾谊曾经以周勃入狱最后却安然无恙的出来为事讽刺皇帝，皇帝深纳其言，从此领悟必杀技：不沾血腥——杀人从不亲自操刀。）作为第一个试刀的人，就是他的兄弟淮南王刘长。前174年，刘长勾结匈奴、闽越谋反败露，丞相张苍领群臣要求文帝处死刘长。文帝只是将他消去王爵，发配蜀郡的邛（qiong 2）莱山，并且送给他十个美女，每天五斤肉、两斗酒。大臣袁盎反对，认为刘长必定会在途中死去，汉文帝不相信。后来，刘长因为不堪屈辱，果然自杀了。死后，汉文帝将他的三个儿子都封王。继任淮南王的是长子刘安。也正因为这件事，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帝闻而病之。第2个试刀的就是薄姬的兄弟薄昭。通鉴记载：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让群臣凭吊薄昭，注意，这时候薄昭并没有死！这招真的非常凶狠。）光哥抓住时机，论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 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论：李德裕认为，文帝的做法，于法来说，无可指责；于义来说，不免欠妥。薄太后就这么一个弟弟，却不顾老母亲的感受将他杀了，就不怕母亲伤心么。言外之意，文帝有亏孝道。司马光不同意这个观点，反驳说，法律是人人必得遵守的准绳(公器)，只有善于执法的人，才能不分亲疏，铁面无私，才能让那些靠大山、抱大腿的人，不敢有恃无恐而以身试法。文帝杀薄昭是对的，否则，任由外戚坐大，不就是成帝、哀帝时期的局面了么。因此，司马光支持魏文帝的观点。魏文帝曹丕认为，外戚就该让他们当富家翁去，不应给他们权力，否则一旦出事，又不能不处罚，这不是很难办的事情么。换言之，汉文帝不及早防限薄昭，才导致了后来的恶果。若要宽慰老母亲之心，当初就应该谨慎行事才对。在此引用网友嵩阳云树的观点：文帝刚入主未央宫的时候，心里是有恐惧的，时局的莫测，朝臣与不与他一条心，皇位能稳不能稳，都是未知数。当初周勃要迎立他，文帝身边的人就极力劝阻，便是这种恐惧的表现。郎中令张武的理由很有代表性：“汉大臣习兵多诈，愿称疾毋往”。但中尉宋昌提出四点理由，认为应该去。于是文帝派舅舅先期前往打探一下消息。薄昭回来说，是真的。文帝这才决定成行,带着六个代邸旧人一起去——文帝刘恒初封代王，建都晋阳。这六个代邸旧人就构成了文帝的班底，文帝后来自己也说，“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其中就包括薄昭。文帝于公元前180年闰九月的最后一天－－武帝之前，以十月为岁月——进入象征帝权的皇宫。文帝进皇宫之前，还虚惊了一场。看守宫门的十个侍卫，全幅武装，把文帝一行拦住，大喝说：“天子(少帝)尚在，你们这是干什么。”刘恒回头看周勃。周勃三下五除二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刘恒这才得入皇宫。是夜，刘恒在登基之前，先办了几件紧要事：委任宋昌为卫将军，控制住京师的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负责警戒皇宫安全。这样，文帝才安心坐到前殿，开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通鉴》没有说文帝委任薄昭作将军的时间。但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十月，也就是文帝登基一个月后，派薄昭前往代地迎接母亲来长安，职务已是“车骑将军”。由此可见，薄昭被委以军权，也当在张武等人任职的前后时间。要确保皇位的安全，必先得派自己人控制住军队，这是做帝王的基本手段，历来如此。问题是，文帝在基本控制住局面以后，理应对旧人有所防限才对。可惜文帝失却了做事的火侯。子路让子羔担任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意思是批评子路，你这不是在帮人家子羔，而是害了人家子羔。因为子羔不是那块料。同样，薄昭“素称长者”，当位高权轻的先生，比如太傅、少傅之类，一定比当重权在握的将军来得称职。文帝无疑也是害了舅舅薄昭。文帝做事欠考虑，还表现在立储一事上。这么大的事情，可以说关乎国家安定稳定，可他却说：我的季父楚王刘郢客，春秋高，又见多识广，还有堂兄弟吴王刘濞，我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都是当皇帝的料，我哪敢立自己的儿子啊。且不管他这话是真心假心－－在有司的一再要求下，他立了自己的儿子刘启，后来的景帝。但此言一出，后患无穷啊。本来他们或许都安生安分，规规矩矩做他们的王，可文帝这话多少激活了他们的野心，也觊觎起皇位来。所以后来的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刘郢客的儿子、淮南王刘长，没一人得到善终。文帝杀薄昭，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同是代邸旧人的张武，后来贪污了很多钱，文帝也没杀他，相反更加赏赐，以羞愧其心。文帝逼杀舅舅，当有借鉴诸吕的意思在。当初周勃本是打算迎立刘长的，但考虑到刘长外家势力太大，担心出现诸吕的局面，文帝才得以当上皇帝。 PS：最近这位网友对于鉴论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因此我常常向他请教。在此推荐给大家：嵩阳云树，天涯网友。以下是他的脱水版光哥论评价，大家可以看看他写的一些观点。http://www.tianyayidu.com/article-446400-1.html

【笔记】资治通鉴汉纪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