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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到篇文章，觉得说的挺好，摘录一些，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新的科研人才一是重新定义“人才”。迄今，“人才”基本上还是以人们所说的“帽子”来定义的，而“帽子”往往以研究成果来定义，过分强调学术人才，而大大忽视了应用性人才，尤其是工业人才。如果在基础科研领域，学术人才的定义并无大碍，但一旦到了工业领域，这种人才定义显然是不科学的。只有在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之后，才会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获得“诺贝尔奖”（即“帽子”）的人才，而忽视了类似马斯克、比尔·盖茨、奥特曼、黄仁勋那样的人才。实际上，近年杭州“六小龙”企业中的这些人才并不在我们的“人才名单”上。二是改变科研经费的投向，“放老抓青”。现行人才定义也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取向。我们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在那些已经有了“帽子”的人才身上，往往是比较年长甚至老龄人才，而青年群体则得不到足够的科研资助。尽管国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为青年群体设立了一些项目，但因为分配者依然是具有“帽子”的这个群体，因此青年群体缺乏资助的情况依然严峻。比较而言，美国最大量的资助流向青年群体，而非年长群体。考虑到人类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青年群体已经占据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很难实现具有突破性的科创。三是重新定义“科研”。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错误的认知，把发表论文和科研等同起来。为了追求学术，大多研究者都在发表论文，而非科研。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转化率非常之低。原因很简单，研究者的目标是发表论文，而非真正的科研。这种情况的存在又涉及到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评估体系。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太多的问题，更多的是体现官僚精神，而专业精神依然很低，甚至缺失。四是加快推进科研工具的开放性。我们众多的科技实验室都呈现为一个个“土豆”，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理论上“产权”是属于政府的，但实际上的“使用权”呈现出过度的“私有化”性质，甚至是“个人化”性质。尽管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过度的浪费。如何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型成为“又多又强”呢？这需要系统性的体制改革。五是科学理解产学研之间的关系。迄今，一些人没有对产学研过程有科学的理解，一些部门鼓励甚至要求做基础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术转化。这相当于要求一个科研人员既要做基础科研，又要做技术转化，同时还要去筹钱。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经验地看，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少而又少，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导致了基础研究“应用化”，不利于基础科研本身的发展。六是真正重视应用技术人才。在理论上说，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并没有转化机制。职业学校没有纳入人才培养系统，它们缺乏好的要素，包括政策、人才、资源等等。因为得不到实际上的重视，即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尽管从产业升级和科创而言，这个领域的人才越来越重要，但国家最大量的资源依然在高等教育。这次很多人把杭州的成功归功于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当然很重要，但绝对不要忘记浙江理工等大学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浙江高科技企业的很多人才包括阿里巴巴并非来自浙江大学。

有关新时代科研人才的定义及资源分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