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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艺术六十年作者：于春明 ----------------------------------------------------------------------------- --- 发表时间：2006-6-26 22:16:25 点击：431 次我于191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艺人家庭，家住顺治门外达子桥（今宣武区）。父亲是变戏法的，当时正在“双福堂班”献艺。我五六岁就跟我父亲学变戏法，有个妹妹比我小两岁，叫于瑞凤，自幼学唱京韵大鼓，我们一家人都是门里出身。当时，北京滑稽大鼓很盛行，我妹妹唱京韵大鼓嗓子不够，不能唱挑腔，就改唱滑稽小段，我给弹弦，弹弦也得会唱啊，于是我拜著名滑稽大鼓老艺人史振林为师学唱滑稽大鼓。那时候，拜师，师父都给起个名，我有个师哥艺名叫“老窝瓜”，我师父说：“那你就叫‘小窝瓜’吧。”以后才改成“小北瓜”。当时的滑稽大鼓，唱腔与京韵大鼓差不多，但不走高腔。唱中夹白，白中带唱，说唱结合。表演形式是：演员站着唱，用鼓板打节奏，伴奏乐器只有一个大三弦。为了弹好大三弦，13岁那年，我又拜弦师苏启源为师学弹大三弦。滑稽大鼓的曲目，都是一些滑稽可笑的内容，如《挂娃娃》、《小上坟》、《蓝桥会》、《活捉三郎》等。经常演出的地点是天桥，有时也唱堂会。后来，我父亲领着我和我妹妹，跟其他艺人搭班，到保定、济南，青岛、烟台等地演出。 1928年左右，我们全家来营口，那时候到东北叫“出关”。营口是个水旱码头，车船络绎不绝，是东北的一个繁华的商埠地，所以吸引许多关内艺人前来，形成了“关里艺人东北的腿”。市场“洼坑甸”分“东大院”和“西大院”，里边有四五家茶馆，各种艺人纷纷在此献艺，一天三场，场场满座．热闹非凡。比我们先到营口的相声演员叫崇寿峰（艺名“徐狗子”），他多才多艺，会唱京韵大鼓和莲花落，还会说单口相声。我19岁那年（1930年），父亲去世，我和妹妹继续在营口撂地演出，她唱大鼓，我给弹弦。白天撂地，晚上到茶馆和妓院里演唱。祟寿峰是天津人，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便拜他为师学说相声。不久，他由单口相声改成我们俩说对口相声。因为我会唱滑稽大鼓，有时也插到相声中去。我和师父虽然在市场里演出，但不进茶馆，都是“画锅”（露天演出）。演出之前，先用白沙子撒字，什么“招财进宝”、“日进斗金”，“黄金万两”等等。招来观众之后，先唱几段“太平歌词”，热后开始说相声。演出的段子，有《卖布头》、《打灯谜》、《切糕架子》等，很受观众欢迎。当时的观众，大部分是码头工人和住烧锅和住油房的工人，也有一些跑买卖的，业务很好。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被日本兵占了，我回到天津，由天津又去烟台。不久，我又二次来到东北大连。我妹妹改唱京戏了。我知道东北这边有相声，但没见过。听说有位李德仁老先生说相声，还有个叫何乐清的，绰号“何乐头”。我在大连，在繁华的露天市场（又叫“博爱市场”，即现在西岗永丰食品店一带）。演出，是撂明地，有个棚子，有几条板凳，有个简易的台子。有时也被叫去为祝寿、红白喜事演出，谓之“堂会”。在杂耍园子里，曾同朱相臣、小南瓜、刘伯奎、连仲友、白银耳、那霖等同台演出。当时业务不错，我还收了两名徒弟，一名是山东人顾海全，一名是大连人庄培臣（艺名“小八仙”）。当时，大连电台每周播放一次相声，每次半小时，由我和徒弟庄培臣去演播，那时候不录音，是直接向外播。播出的段子，有《卖布头》、《打灯虎》、《拜师会》、《富贵图》等几十段相声。天津的马三立、张庆森等名家，也都到大连演出过。听说沈阳最早的相声艺人是范六爷，一个人说单口，在小河沿撂明地，他在沈阳收了两名徒弟，一名是朱凤山（艺名“人人乐”），一名是马良臣。有了徒弟，范六爷开始与徒弟说对口相声，常说的段子，有《黄鹤楼》、《大上寿》等。后来，熙醒生也到了沈阳。他是从山海关那边过来的，熙醒生是相声名家籍坪三的徒弟，到沈阳后，开始和何玉清搭伴说对口相声。那时，我正在营口和师父说对口相声。沈阳当地的相声演员有朱凤山，他是沈阳南郊人。还有木匠出身的白万铭，还有李永春，三个都是东北人。朱凤山收的徒弟有：赵天寿、谢天荣、阚庆中，都是当地人。我听说，但没见过，只见过白万铭。伪满时，马三立、郭荣启都到过沈阳。白银耳是连德康的儿子，因为他父亲在沈阳弹弦，所以全家都搬到沈阳，他也跟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正在大连说相声，这时候我就什么也不唱了，专门说相声。刘伯奎是相声演员李少泉的徒弟，后来在大连又跟我说相声。因为李少泉唱文明戏去了，刘伯奎唱不了。我的大徒弟傅海泉后来去了南京。朱相臣到天津给郭荣启捧活。张庆森到天津给马三立捧活。庄培臣死在大连。 1946年，我从大连到沈阳，白天在北市场撂地说相声，晚上到茶杜演出。开始在小西门的“祥云阁”，石头市的“光明茶社”。后来到中街“公余茶社”。从来没上过大舞台，那时候是说一段一打钱，后来才改成卖票。在沈阳，我从1946年一直说到1954年。1954年全家搬到丹东，1956年抚顺市成立市曲艺团，动员我入团，再就不叫走了。我年轻的时候，关里“万人迷”最有名，他原名李德锡。父亲是“老万人迷”。幼年随父学艺，后拜恩绪为师。我在北京、天津都见过他。张作霖祝寿的时候，还派专人到天津将万人迷请来演出过。以后，他又自己来沈阳说相声，也是白天撂地，晚上到茶社演出。后来病死在沈阳。 “九·一八”事变前，在小西门那里，有位何玉清说相声，也是从关里来的。那时候，许多人都到沈阳来过。像马桂元，我师哥刘宝瑞、窦桂清、万人迷的儿子“小万人迷”，都来过。那个时候是，冬天回关里，夏天到沈阳。从五月节开始，陆续往东北来。因为关里夏天太热，围拢不住人。沈阳是大商埠地。人多，钱好挣。也不用买票。听完，有钱就给点，没钱就走。说到九十月，天冷了，又陆续回关里了。只有我长期呆在东北的营口、大连、沈阳等地，要不怎么说“关里的艺人关外的腿”呢。我到沈阳时，在北市场演出的相声演员，有熙醒生、李树清、张庆森、白万铭、白银耳、刘伯奎、崔亚宣、王福田。我是第一个到大连说相声的艺人，我走之后，有我徒弟“小八仙”和袁浩林在那说相声。袁浩林是评书演员，有时还说评书。我离开营口之后，在范笑林、胡兰亭、杨寿山在那说相声。解放后沈阳又新来一些相声演员，有赵有樵、朱文志、韩小痴、韩秀英（女）、佟雨田等人。佟雨田是变戏法的出身，看来改说相声。彭桂连是给京剧清唱拉弦的，后来也改说相声。我与刘伯奎合作演出。1950年成立了沈阳相声大会。 1952年，我收了三个徒弟，一个是鞍山曲艺团的马凌云、一个是抚顺曲艺团的董启微，是经他姐夫介绍的。还一个女学生是高秀琴，就是师圣杰的母亲。 1953年，刘伯奎把筱立本从天津找来，又找来赵新敏、张永熙、孔世元、冯立琢、冯立章。后来，方正明、方伯强父子也从关里来到沈阳。当时我家在南京，1956年我娘给我来信，让我回去，说那边也成立了相声大会。当时的相声还仅仅在城市里，小县城和农村都没有。相声在沈阳很受欢迎，其他曲艺形式都干不过。霍树棠的东北大鼓，那是有一号的，他是我磕头的，我们曾多次同台演出。他也唱不过相声。当时是赶场演出，一晚上串好几家茶社，演一个节目还得赶快到下一家茶社。穿底压轴的节目有固定人，其余这些人赶上谁接谁演。成立沈阳相声大会以后就固定了，在会文茶社和大众曲艺社演出，谁挨谁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一般都是我和刘伯奎的相声压轴，霍树棠、严丽华他们在头里唱东北大鼓，相声很受欢迎，到哪都压轴。那时侯都演传统段，像《黄鹤楼》、《大上寿》、〈拴娃娃〉、《打灯谜》、《大娶亲》、《哭笑论》、《怯相面》、《丢驴吃药》、《假行家》等等。当时还没有新编的相声。传统段没有我不会的，所以我跟谁都能合作，捧就捧，逗就逗，你会什么段，我就来什么段。说相声的走南闯北，没有拿对的，都是单个跑，到哪都是这些传统段子，只要作科出身，这些段子都得会。捧和逗也不是分的那么严，会逗不会捧，不叫说相声的；会捧不会逗，也不叫说相声的；会捧会逗，不会唱太平歌词，也不够个说相声的。各有各路，你来说相声，我逗你捧。回过头来，你逗我捧。拿过手玉子就唱太平歌词，然后会用白沙子撤字。如果你就会一样，人家才不跟你说相声呢。我年轻的时候，逗活多，年岁大了，捧的就多了。相比之下，捧活省点劲儿，但捧好也是不容易的。我开始给刘伯奎捧，后来给白银耳捧。 1952年，小蘑菇常宝堃赴朝鲜慰问演出，由打沈阳路过，到大众曲艺社演出，非让我逗一个不可，是刘伯奎给我捧的，因为小蘑菇知道我会的段子多。相声跟二人转不同，二人转是师父唱下装，徒弟上装。相声是，有了徒弟就得徒弟捧，师父得占多一半的力量，不能像现在这样，“哼”“哈”一下就行了。我学相声的时候，没有本子，都是口传心授，背得滚瓜烂熟才敢上台。实在想不起来了，就说下段。学段子，都是挨打受骂学来的。不会，师父就责问你了。学徒时，开始一天给三四毛钱，后来给到一块钱。至于唱太平歌词，那是相声演员的必修课。老一辈相声演员，像朱少文（穷不怕）、老万人迷、焦德海他们，都唱过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最早是唱流水板。三十年代末，天津相声演员王兆麟去上海，回来之后，他将流水板改成慢板．从那以后就流行开了，都跟着唱慢板。演唱的节目，有《百鸟朝凤》、《十女夸夫》、《劝人方》、《仁义礼智信》、《韩信算卦》、《姜太公卖面》、《白猿偷桃》、《十字言》等等。其中《十字言》和《仁义礼智信》是由两个人演唱。演唱中间，不时加进一些插科打诨的东西，借以取悦观众。一大段十来分钟。据传，太平歌词原先是满族八旗子弟唱的“得胜歌”，也称“军歌”，以后传到民间。我12岁正式登台献艺，当时，每场演出都是“什不闲”开场，全体演员登台唱《发四喜》、《八掌》、《渔家乐》等开场小段。台口有一打击乐器的架子，用皮条拴有小锣、小钗、饶钹、大锣、皮鼓等，由一个人掌握。演员演唱时，那人用手一拽，几种乐器同时鸣响，演员随着拍节演唱。到沈阳之后，晚场在杂耍园子演出，第一个节目是东北大鼓，接着是双黄、单弦、京韵大鼓，最后是相声。白天撂地演出，得花地皮钱，因为棚子是人家搭的，有时还有几条板凳。当时的观众，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妇女和小孩。大人不叫小孩去，说我们胡说八道，怕学坏。旧社会．说相声的常常带荤口①。不带荤口不热闹，也抓不住人。沈阳人说相声，跟京津来的演员不一样，东北相声“口硬”，都是乡音土调，尖团字不分。一般人爱听天津相声，不爱听北京相声。天津相声火爆、野。北京相声温，马三立的相声就是这么上去的。那时候，马三立不上北京，侯宝林不进天津。东北相声，我们叫“海外派”，说的野，土，象杨振华的相声多好，但和京津相声一比，人家也认为土。我们说相声的，到哪得学哪的土语，在北京，说你这脑袋长得跟白薯似的。在东北就得说象地瓜似的。布鞋打包头，到北京得说打“包尖”。说《卖布头》，在沈阳演，说沈阳话；在天津演，说天津话；在北京演，得说北京话。在茶社演出。每天早场是上午十点到一点。中场是下午一点到四点。晚场是晚上六点到九点。一场叫“一功”，一功仨钟头，一天三功，晚上有时延长点。说相声，前边都得有“垫话”②，三分钟引不出笑来，后边累吐血也不行了。至于垫活长短，那就随便说了。常说的小段有《打灯谜》、《卖布头》、《大娶亲》、《两头忙》、《写对联》等等。我们相声的排辈是：“少、德、寿、宝、文”，“春”和“文”是一辈。少，象朱少文；德，象焦德海；寿，象崇寿峰，张寿臣；宝，象刘宝瑞、侯宝林。这是我们这辈。下边“文”字辈，象苏文茂、刘文亨等。我师爷是侯瑞生，“瑞”和“德”是一辈的，师父是崇寿峰，寿字。我听师父说过我师爷，但没见过。我师爷是北京人，八旗子弟，二十多岁收我师父，我师父四十多岁才收我。和我们同台演出的，还有莲花落。我十几岁的时候，即二十年代，京津一带正盛行莲花落。我妹妹于瑞凤，先学京韵大鼓，后来改唱莲花落，驰名京、津，被称为“莲花落大王”，三十年代，曾被上海请去灌制唱片。莲花落的唱腔很简单，反来复去就一个调，没有三弦伴奏，只是有个人给打竹板，后来发展成有堂锣、铙钹。有时候还说点“口”（说）。演员空手上场，什么也不拿。一般是两个人演出，一男一女，叫“前脸”、“后脸”。跟我妹妹一起台作的，一个叫“指甲刘”，一个叫常绪九。以后又有个女的叫赵莲清。原来也唱京韵大鼓，后改莲花落。他们有时候一起唱，四个人都上场，跟二人转里的拉场戏一样。最初，莲花落演员是便服上场，我妹妹学唱的时候就改了，叫“彩唱莲花落”。开演时，女演员（后脸）穿便服，拿手玉子上场。男演员（前脸）扮成丑。先向观众说明他们演唱的形式和和曲目。说完，男演员回后台化妆，女演员先唱四句“套话”：一上台来喜洋洋，尊声列位听端详，今天不把别的表，俩人唱回《锯大缸》。不演《锯大缸》，那就演什么改成什幺，辙也跟着变。唱完，男演员也回来了，两个人正式开始演唱。曲目有《锯大缸》、《王小赶脚》、《四大卖）、《摔镜架》、《度林英》、《杨二舍化缘》等。注： ①荤口：也称“诨口”，指以低级趣味吸引观众的语言和表演 ②垫话：演正式节目之前的“开场白”。有的也是一个小节目用以吸引观众或点明正式节目的内容。（宫钦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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